在大部分人如何溝通對話的書籍和甚至訓練裏，我們都被教導要有“同理心 ”； 我們先要聆聽、澄清，並以我們對人的理解來分析和作出回應。 但是，問題是我們那不足夠時間的聼和理出來通常都是“推測” 而已， 正如，Buster Benson 在他的書 “意見不同：還是可以好好說” （why are we yelling? the art of productive disagreement)裏所指出的，“我們推測他人、他人的觀點，以及他人之理由的能力薄弱”。

在這書裏，Buster 進一步指出：

“當人們停止從自己的角度説話，試圖推測他人觀點時，事情會以多快的速度偏離軌道。。。忘記哪些部分是我們世界上得到的，哪些部分又是我們自己拼凑出來的。 當別人與我們意見相左時，我們很難妥善陳述他人的觀點。 我們過於簡化其論述，誇張其缺點，並用刻板印象填補空白。 解決這種局限的方法很簡單：我們的責任是只代表自己，並且邀請其他人為自己發言。”

其實，越花時間聆聽，就會發現我們並不完全理解。 所以，我們不能代替他人説話。回過頭來説，哪裏有人完全明白我們自己呢？ 這不也就是“同理心”嗎？

作爲牧者和輔導者（當然還包括了許多不同的角色和身份），我時常要與不同的人溝通。 在當中我越來越感受和認同李兆康和區祥江這兩位作者在他們所合著的書《情緒有益》裏所說的：

“聆聽是重要的溝通技巧，卻沒有多少人肯承認自己不懂得聆聽。 其實聆聽真的是很難掌握的，當中部分原因來自客觀的困難：原來我們的思想速度比說話速度快七倍。 所以，當別人説話的時候，我們若不好好約束自己的思想，就很容易只顧思考如何回應、反駁對方的説話，和指出對方説話中的破綻，而沒有全心全意地聆聽”。

操練聆聽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去面談。 在如今這個世代，人與人之間越來越多的不是面對面和談了。 如果可以，朋友，還是見面，花點時間彼此地去聽。

澳洲的克莉絲汀·伯頓(Christine Bryden)在她四十六那年被診斷患上癡呆症後從患者的角度來寫了的其中一本名爲“與癡呆症共舞”的書。本書記錄了作者帶著癡呆症生活的經驗，分享了作者的心路歷程和感受，也解釋了同行者了結癡呆症患者的需要和如何可以支持他們，使他們可以繼續積極生活。

以下只節錄了本書的幾段，“。。。努力記起今天是甚麽日子，今天又甚麽事情發生，以及你今天計劃做甚麽，已經令你疲倦。 沒有人真正明白這樣生活辛苦，所以每一個人都似乎輕看我們的感受，以俯就的態度對待我們，企圖證明他們有同樣的感覺。。。我往往問一個問題，然後從別人臉上的表情，得知自己已經問過那個問題，而且可能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問過。 有時，我們的一個女兒會沮喪地說，‘我已經告訴過你！’ 但我卻記不起那回答，所以需要再問。 請耐心對待我們。。。我將物件放在錯誤的位置，因爲我拿著東西四處走，想將東西放在某處，然後想到其他事情，於是將東西放下，事後當然記不起東西放在哪裏。 我沒有故意將東西收藏起來。 我不能記起自己將它們放在哪裏。 我甚至不記得自己曾經拿著那些東西，所以我有可能指你將東西拿走或收起來。。。請不要稱我們為’癡呆者’ – 我們仍然是和我們的疾病分開的人，我們只是腦部患病。。。請專注於我們的能力而不是我們的缺陷。 將我們當爲人，而不是統計數字來看待。。。”

其實，這本書所提醒和教導我們如何對待那些換上癡呆症的人也同樣應用在其他的人身上，把人當人看待，要有耐心，要著重當下的相處等等。 與癡呆症共舞，與人共舞，都需要我們之間的互動，交流和調整適應。

很多人尤其父母輩的人以為自己認識對方，自己為對方設想周詳，也付出巨大的犧牲，這已足夠證明自己對對方的愛的真實。

但曾寶儀在她的書“人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成為自己”裡給我們的提醒，值得我們反思：

“人就是這樣。我們經常按自己的想法，去決定是非對錯，卻忽略了「對方」怎麼想。我們覺得這樣美，覺得這樣好，甚至覺得……「我這麼做是為你好」！然而，所有一意孤行、一方強加的「為你好」，最後只會在對方身上留下傷痛。那個對方，可能是植物、動物，也可能是子女、伴侶，或任何一個我們所愛的人。 傷痛不只來自彼此之間的衝突或抗拒，也不只來自倔強的屈服；當對方有著「因為你是為我好，所以我得接受」的想法時，即使是心甘情願的妥協，他依然都因此變得「不再是自己」。松樹不松樹了，苔癬不苔癬了，孩子不孩子了，我也不我了……無法真正成為自己、活出自己，當然會造成傷痛。 當我們真正地愛一個人，不會希望對方痛苦。當對方能真正自在地舒展自己，感覺自己所有真實面貌都被接納、被包容的時候，或許才是真正的愛的展現。因為，那也是我們所有人都希望被愛的方式，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