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時事

自從喬治・佛洛伊德於2020年5月被警察壓頸致死以來，許多來自右翼，尤其是唐納德・川普的支持者，便持續試圖將公眾的注意力從這起殘酷事件上移開。他們不願面對一名男子在街頭被警察以膝蓋壓頸超過九分鐘致死的事實，反而選擇不斷揭露佛洛伊德的過去。他們提起他的犯罪紀錄、成癮歷史與生活困境，並非出於追求真相或理解，而是為了削弱這場因他的死而掀起的社會良知覺醒。 這些言論的目標不單是佛洛伊德個人，更是整體針對「黑人生命珍貴」運動、民主黨，以及所有爭取種族平等與警察改革的呼聲。他們試圖傳達這樣的訊息：「佛洛伊德不是英雄」、「他是罪犯」、「他吸毒」，因此整個運動都站不住腳。他們將左派描繪成為罪犯辯護的陣營，把社會正義化為政治鬧劇。 這種策略並不新鮮。歷史上早有無數例子，當權者在面對社會不公時，選擇的不是悔改與改變，而是抹黑受害者。只要可以讓大眾懷疑抗議者的正當性，就能讓原有的體制繼續維持不變。與其反思制度性暴力，他們寧願說：「看，他不是個好人，他活該。」 但正義不應也不能建基於一個人是否完美。正義的核心是，一個人是否遭遇了不該發生的事。佛洛伊德的過去，無論是犯罪紀錄還是毒癮，並不構成他該死的理由。他的生命仍然有價值，他的死亡仍然是一場悲劇。他的成癮，讓他與數百萬個在沉默中掙扎的人一樣，是我們社會中最需要關懷與醫治的一群人，而非被羞辱與拋棄。 這些人格攻擊的聲音，往往來自於同樣拒絕承認系統性種族歧視的人。他們高喊「法律與秩序」，卻對警察濫權視而不見。他們為白人至上暴力開脫，卻對黑人社群的痛苦指責為炒作。他們將和平示威者描繪成暴民，將改革之聲妖魔化，將關於平等與公義的對話打成左派陰謀。 喬治・佛洛伊德不是因為他的一生無可挑剔才成為象徵，而是因為他被剝奪生命的那一幕如此令人痛心與震驚。他臨終的呼喊「我不能呼吸」，成了無數被社會壓迫者的共同吶喊。他的死亡揭露了長久存在的結構性壓迫，也讓人們不再能視而不見。 我們不能讓對他個人的攻擊模糊了整體的焦點。那些將他描繪為「活該」的人，其實是在說某些人的命可以被剝奪，只因為他們曾經犯錯，只因為他們掙扎於人生的黑暗。這樣的社會邏輯不僅危險，更是違背人性與公義的。 事實是：喬治・佛洛伊德的生命是有價值的。他的死亡不該被合理化。他所引發的社會運動，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公民覺醒之一。他提醒我們，公義不能是有條件的，不能只屬於富有、清白或社會期待中的「好人」。公義也必須為那些曾經跌倒、掙扎、但仍渴望被看見與尊重的人而發聲。「黑人生命珍貴」不是在說黑人比其他人更重要，而是在一個黑人生命長期被忽視與貶低的世界中，呼喊出他們也同樣重要。他們的生命同樣值得尊重與保護。 我們也要在此誠懇地提醒那些在社群媒體上轉發、附和或支持這些抹黑佛洛伊德言論的華人朋友：作為亞裔、作為華人，我們在北美的歷史與處境，也不曾脫離種族歧視的影響。疫情期間，多少亞裔長者被攻擊，多少華人被排擠、被污名化？這些經驗，難道不正與黑人社群長年面對的歧視息息相關？ 當我們在面對自己被歧視時要求尊重與公義，我們也要問自己：在別人受苦時，我們是否願意站在他們身邊？如果我們在自己受傷時呼喊平等，卻在他人受害時選擇譏諷與冷漠，那我們就失去了公義的立場與靈魂。 我們不能被所謂「模範少數族裔」的虛假榮耀所迷惑。那不是我們的安全網，更不是我們的歸屬。我們真正的力量與尊嚴，在於願意與其他被邊緣化的人同行。支持黑人生命珍貴，不是出於政治立場，而是出於人性與信仰的呼召。這是一場關乎所有人的正義之路。 願我們成為那群勇敢的人，不為權勢說話，只為真理與公義發聲。

現今是一個以情緒回應、被情緒操控的年代。社交媒體的演算法鼓勵快速反應，新聞標題越煽情越吸睛，政治言論越極端越能激起群眾共鳴。我們似乎越來越習慣以「感覺」來代替思考，以「立場」來回應真相，以「我們的情緒」來決定「應不應該存在的觀點」。 這樣的情緒文化並非自然生成，而是經過有意設計和放大的。政治人物懂得利用恐懼、憤怒與不安來激發群眾支持，掩蓋政策的空洞或失敗；商業廣告善於操作人們的不安與渴望，用「你還不夠好」的訊息推銷產品與服務；而各種自媒體KOL則為了點閱率與粉絲流量，不斷拋出挑釁、煽情、甚至對立的內容。他們製作的短片並沒有足夠時間呈現事件的全貌，而是根據自身的動機進行剪輯與合成，刻意放大特定片段，製造戲劇張力，引發情緒反應，進而操控觀眾的立場與行動。 這些短影音往往只給人一瞥即斷的感覺，卻掩蓋了複雜的事實與多元的視角。在這樣的資訊氛圍下，我們不知不覺被帶往一個又一個「情緒戰場」，人與人之間不再討論是非，而是在情緒高漲中互相攻擊、貼標籤，最終破壞了公共對話的可能。 心理學早已指出，情緒、認知與行為是相互影響、彼此交織的。當我們的情緒被操控，認知就容易扭曲，使我們對世界與他人產生偏差的理解，進而導致極端甚至破壞性的行為。而這，正是那些操控者所希望的結果——一個不再冷靜思考、只憑情緒反應的群眾。 但反過來說，當我們擁有較為客觀與清晰的認知，我們的情緒便不易被挑動，我們的行為也更能保有節制與理性。這正說明了：現在不僅是情緒戰的時代，更是一場無聲的認知戰。操控人心者不需直接命令人們怎麼行動，他們只需影響人們「怎麼看事情」，自然就能改變人們「怎麼感受」與「怎麼回應」。 那麼，我們要如何才能培養出較為客觀、理性、符合事實的認知呢？ 首先，我們需要練習暫停與自我覺察。當我們看到一則讓人震驚或憤怒的訊息，不要馬上反應，而是先問：「這是真的嗎？有沒有其他版本？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 其次，我們要主動接觸多元觀點。不要只看立場一致的內容，而是學習聆聽不同背景、不同立場的聲音，了解他們的關懷與脈絡。 第三，我們需要培養批判性思維能力：辨別訊息的出處、動機與推論邏輯，拒絕以偏概全與標籤化的說法。 第四，我們要意識到自身也有認知偏誤：我們都容易掉入確認偏誤、情緒投射、或二分化簡化的陷阱。察覺這些偏誤，是邁向成熟認知的關鍵一步。 最後，我們要建立一種能整合理性與情感的健康思考模式。理性不是冷酷，而是對真理的敬重；情感不是軟弱，而是人性與共鳴的力量。兩者並非對立，而是可以同行。 這不只是個人修養的課題，更是社會文明的基礎。唯有當我們不再被操控於恐懼與仇恨之中，我們才可能一起建構更公平、更有同理心、更願意傾聽的社會。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快的網路，而是更深的對話；不只是更多的資訊，而是更多的反思與理解。 願我們在情緒的洪流中，不失去理性與信仰；在聲浪的競逐中，仍能守住一顆溫柔而堅定的心。

在這個日益撕裂的時代，「常理」、「自由」與「民主」這些原本被視為普世價值的詞語，卻被各方政見所重新定義與操弄。當一個政治領袖聲稱自己「只是說出常理」，我們是否還能分辨，他所說的常理，究竟是理性與事實的展現，還是群眾情緒與權力操作的包裝？ 如今的美國總統川普，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連任後再度當選的總統。他的政治風格從未改變——直接、強烈、反建制。他的語言常常與傳統政治邏輯背道而馳，甚至與事實衝突；但對許多支持者來說，那些語言反而代表一種「真實」、「不做作」、「接地氣」。他所代表的「常理」，不來自專業與科學，而來自身份焦慮與民粹動員。 但這種所謂的「常理政治」背後，實際上是一套精密設計的權力敘事：在野時，他們控訴執政黨是「建制勢力」、「操控國家」、「腐敗墮落」，是民主的破壞者；但當他們自己執政後，卻轉而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前任政府的爛攤子」，宣稱自己「繼承了一個失控的國家」，並以此為由迴避承擔當前責任。 這種雙重標準讓民主制度陷入一種無限輪迴的自我否定：沒有一任政府承認自己需要被監督，沒有一個政黨承擔系統性問題的責任。民主被簡化為一場「誰更會指責對手」的競賽，而不是一場「誰更能承擔未來」的治理過程。 川普的執政與言論風格也深刻反映出這樣的矛盾。他長期攻擊主流媒體如CNN、NBC、The New York Times，稱其為「假新聞」，削弱公眾對新聞的信任。他侮辱並挑戰司法體系，對不利於自己的判決與調查進行人身攻擊，讓法院承受極大政治壓力。他將高等教育機構描繪為「左翼洗腦機器」，貶低學者與研究，縮減支持公共知識的資源。 而一旦出現經濟困難、社會問題或政治混亂，他就將責任指向「前任政府的失誤」，對自己執政期間的問題輕描淡寫，甚至不承認問題的存在。 在加拿大，保守黨領袖 Pierre Poilievre 也展現出類似的語言策略。他高舉言論自由，卻頻繁攻擊CBC等公共媒體；強調人民被「建制壓制」，卻在面對政策細節時以簡化口號取代深入改革。他反覆描述加拿大陷入「災難」，卻鮮少清楚指出如何平衡自由與社會責任，如何在制度內進行真正改變。 更令人擔憂的是，當選舉失利時，這類政治勢力常訴諸分裂性言論，煽動地區不滿。近年來，部分加拿大西部地區在聯邦選舉後再度出現分離主義聲音，將選舉失利解讀為整個制度對他們的背叛，訴諸退出而不是改革。這不是民主的深化，而是民主的逃避。 真正的民主，需要誠實面對制度的困難與自身的責任。它不是「只要我不在台上就是陰謀、是腐敗；只要我回來執政就是拯救、是功臣」的敘事輪迴，而是「我在與不在台上，都願意為公共利益承擔」的政治品格。 今天，我們面臨的不只是左右之爭，而是對公共價值與共同語言的信任危機。當「常理」不再是我們共享的理性基礎，而是變成各自立場的話術；當「民主」不再是一套被普遍信任的制度，而是用來操弄的工具；當「自由」不再是保障多元，而是壓制異己的手段——我們就必須停下來問自己： 我們到底還相信什麼？ 民主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共識，而是一群即使在失望與分歧中，仍願意共存、對話、堅守制度的人。它不是勝利者的獎品，而是所有人共同承擔的責任。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常理、自由與民主，那我們需要的不是分裂與報復，而是誠實與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