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資訊爆炸、意見紛雜的時代，我越來越深刻體會到一件事：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異，往往不在於立場，而在於思考的方法。同一件事，有人看見危機，有人看見陰謀，有人看見機會，也有人看見希望。差別不在於事實本身，而在於我們如何理解事實、如何連結資訊、如何推論結論。很多時候，我們並不是活在「事實的世界」，而是活在「自己理解出來的世界」。 在談重要性與運用之前，我們需要先釐清：究竟什麼是邏輯、理性與思考方法。 邏輯，簡單來說，是從已知前提推論出合理結論的過程。它關心的不是你支持哪一邊，而是你的結論是否真的從那些前提出來。若前提不成立，結論自然站不住；若推論過程跳躍混亂，結論也難以令人信服。邏輯讓我們學會問：「這個說法，是怎樣推論出來的？」 理性，則是一種願意讓事實、證據與推理來修正自己想法的態度。理性不是沒有情感，而是不讓情感主導判斷。它讓人願意停一停、退一步，看一看：我是否只是因為喜歡這個說法才相信它？還是它真的合理？理性是一種自我節制，也是一種對真實的尊重。 至於思考方法，是我們如何整理資訊、如何提問、如何分析、如何理解世界的一整套習慣。很多人其實不是沒有思考，而是一直用著一套自己從未察覺、也從未檢視過的思考模式。 當這三者缺一時，我們就容易出現問題：有邏輯但沒有理性，會變得固執；有理性但沒有清晰的思考方法，會變得混亂；有思考方法但沒有邏輯，會變得武斷。 當思考方法混亂時，人就很容易把情緒當成證據，把片段資訊當成全貌，把個人經驗當成普遍真理，把複雜問題簡化成對立。於是，世界變得越來越撕裂，而我們卻以為自己越來越清醒。其實，不少衝突不是因為意見不同，而是因為推理過程出了問題。 很多人以為「邏輯」是冷冰冰的學術訓練，與日常生活無關。但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使用邏輯——只是有沒有自覺而已。當我們看到一則新聞、聽到一段評論、閱讀一篇文章時，我們都在默默做推論：這是真的嗎？這樣的結論合理嗎？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的解釋？邏輯不是讓人變得挑剔，而是讓人變得誠實與謙卑。 沒有理性的熱情，往往最容易傷人。當人只靠直覺、立場與情緒來行事，很容易被煽動、被操控、被利用。這在公共議題、社會討論、甚至人際關係中都屢見不鮮。很多傷害，並非出於惡意，而是出於錯誤的推論與草率的判斷。 思考方法也深深影響我們如何對待他人。一個缺乏思考訓練的人，往往很快把不同意見的人視為敵人；一個懂得思考的人，會先嘗試理解對方是如何得出那個結論。這帶來一個重要的轉變：從「我要反駁你」，變成「我想明白你」。這不只是理性的成熟，更是人格與品格的成熟。 在演算法與社交媒體主導資訊流通的年代，思考能力其實是一種保護自己的能力。若沒有基本的邏輯與判斷力，我們很容易成為錯誤資訊的受害者，甚至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傳播者。會思考的人，不是什麼都相信，也不是什麼都不信，而是知道如何判斷。 然而，這些能力的價值，不只停留在觀念上，而在於我們如何運用在生活裡。當我們接觸資訊時，可以學習停一停，問自己：這是在陳述事實，還是在表達意見？這個結論是怎樣推論出來的？有沒有遺漏了什麼背景？這樣的習慣，會讓我們不再那麼容易被情緒帶著走，也不再那麼容易被標題牽著走。 在人際關係中，當別人說了一句讓我們不舒服的話，我們可以多想一步：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的理解？他是不是在表達另一種焦慮或需要？這種理性的停頓，往往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誤會與衝突。 在公共議題與社會討論中，邏輯與理性幫助我們不急著選邊站，而是先嘗試理解事情的複雜性。世界很少是非黑即白，多數問題都牽涉歷史、制度、人性與現實條件。會思考的人，往往比較慢下判斷，但判斷卻更穩健、更全面，也更有同理心。 對基督徒而言，理性與信仰從來不是對立的。成熟的信仰不是叫人停止思考，而是邀請人更深地思考。當我們讀聖經、聽講道、面對不同神學觀點時，理性幫助我們分辨：這是經文真正的意思，還是人的詮釋？這是信仰的核心，還是文化的習慣？這種分辨能力，讓我們的信仰更成熟，而不是更僵化。 邏輯與思考方法，也幫助我們面對自己。當我們感到憤怒、恐懼、焦慮時，可以問：我現在的情緒，是基於什麼推論？這個推論是否真的成立？很多時候，我們的情緒其實來自錯誤的假設。當假設被修正，情緒也會慢慢被釋放。 原來，邏輯與理性不只是用來思考世界，更是用來理解自己。它們幫助我們在混亂中保持清醒，在情緒中保持溫柔，在分歧中保持尊重，在信仰中保持謙卑。 因為，我們怎樣思考，最終就會成為怎樣的人。

在現代生活的喧囂中，我們常感到一種無形的牽引——那是旁人的目光、社會的期望，或是對成敗的焦慮。蔡璧名老師在《莊子，從心開始》中曾提出一個深刻的質問：「你最大的夢想而今構築在哪裏？是外物還是自己？」 這不僅是哲學的辯證，更是生命自由的關鍵。 一、 執著：綑綁生命的隱形繩索 蔡老師在書中精闢地指出，只要我們對身外之物存有一份過度的「在意」，心中就會產生「記掛」。這份記掛如同條條繩索，將我們與外物綑綁在一起。從此，我們的喜怒哀樂不再由自己決定，而是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而搖擺，進而失去了身心的自由。 二、 三大智慧的交匯：回歸自心的守護 如何解開這些繩索？東西方的古老智慧不約而同地將目光由外向內收回，指向同一個核心：「心」。 莊子的「無待」： 教導我們「不為物累」。當我們不再將生命的價值完全構築在變幻莫測的外物上，心靈便能不再受制於他者的期望，重新活在自我的生命裡。 禪宗的「觀心」： 禪宗之道更進一步強調「在意自己的心」。與其費力去應對萬事萬物的變化，不如回頭觀照那個「動心」的源頭。當我們能覺察內心的執著，而不被念頭帶走，外在的世界便無法成為枷鎖。 聖經的「保守」： 聖經箴言 4:23 寫道：「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這與東方智慧交相輝映——心是生命的泉源，守護好這座源頭的純淨與平安，勝過追求世間一切的繁華。 三、 平衡之道：使用萬物而不被奴役 然而，這並不代表我們不需要身外之物。生命在世，必然有其物質、關係與責任的需用。真正的「守心」，並非要我們走向極端去否定物質，而是要釐清主從關係。 莊子曾說「物物而不物於物」——我們應當駕馭萬物，而非被萬物駕馭。身外之物是支撐生命的工具與風景，而非定義生命價值的唯一標準。當我們的心是自由的，我們便能自在地擁有，也能平靜地失去。 結語：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並非來自於環境的順遂，而是源於一種**「心靈的自主」**。 當我們學會不再把生命寄託於身外之物，而是專注於「守護自心」時，那些原本牽動我們的繩索就會自然脫落。這是一場從「在意他人」到「回歸自性」的轉向，讓我們在擁有萬物的同時，依然能保有一份不被隨意牽動的、真實的自由。

在牧養與公共對話中，我不時會被問到一個看似哲學、其實很貼近生命的問題：「宗教信仰真的能和理性、邏輯並存嗎？」有時，這個問題會以一個更戲劇性的方式出現：「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祂能不能創造一塊連自己都舉不起來的石頭？」 乍看之下，這像是一個機智的邏輯難題；但在我的牧養經驗中，這類問題往往不是為了考倒信仰，而是反映了人內心更深層的困惑：關於權力、限制、痛苦，以及在無法承受的重量面前，上帝究竟在哪裡。 作為一位聖公會牧者，我發現我們的神學傳統——以聖言、傳統、理性與經驗為基礎，並行走在**中庸之道（via media）**之上——為這類問題提供了一條既不逃避理性、也不簡化信仰的路。 一、從聖言出發：上帝的全能從不脫離祂的本性 聖經確實宣告上帝是全能的，但聖經從來沒有把「全能」描寫成一種任意、混亂、或自相矛盾的力量。相反，聖經不斷將上帝的能力與祂的信實、真理與愛緊密連結。 聖經同時清楚地指出，上帝不說謊、不否定自己，也不違背祂所創造的秩序。這提醒我們，上帝的能力從來不是脫離真實的魔法，而是一種始終與祂本性一致的作為。 因此，當我們問「上帝能否創造一塊祂不能舉起的石頭」時，聖言反而引導我們反思：我們是否已經把「全能」誤解為一種不受真理約束的力量？ 二、從傳統來看：教會早已分辨假問題與真信仰 在大公教會的神學傳統中——聖公會忠實承繼這一傳統——這類問題其實並不新鮮。歷代神學家早已指出：上帝不能做「邏輯上不成立的事」，不是因為能力有限，而是因為那樣的描述根本不是「事」。 正如「方形的圓」或「已婚的單身漢」並不是困難的對象，而是語言上的矛盾，「一塊全能的上帝無法舉起的石頭」同樣是一個自我取消的命題。 教會傳統因此提醒我們：並非所有看似尖銳的問題，都是對信仰的挑戰；有些問題只是語言失序的結果。 三、從理性出發：邏輯不是信仰的敵人，而是守護者 聖公會神學一向堅持，理性是上帝所賜的恩典，而不是信仰的威脅。理性幫助我們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奧秘，什麼只是混亂的表述。 「上帝能否創造一塊祂不能舉起的石頭」之所以站不住腳，不是因為上帝的能力被限制，而是因為這個問題同時要求上帝既是全能、又不是全能。 理性在這裡的角色，不是縮小上帝，而是保護信仰免於荒謬，免於被錯誤的問題牽著走。 四、從經驗出發：人真正承受的，往往不是石頭 在牧養中，我越來越深刻體會到，大多數提出這類問題的人，其實並不是在思考石頭，而是在面對生命中無法舉起的重量。 那可能是失去、創傷、疾病、不公義，或長久得不到回應的祈禱。這些經驗讓人忍不住問：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為什麼這些重量仍然存在？ 在這裡，基督信仰並沒有提供一個精巧的邏輯答案，而是指向十字架——那位沒有站在重量之外解釋痛苦的上帝，而是選擇進入其中、承擔其中的上帝。 五、公共倫理中的提醒：沒有理性的信仰，容易傷人 這個問題不只屬於個人信仰，也深深影響公共生活。當信仰拒絕理性檢視、拒絕對話與專業知識時，它往往會被權力與恐懼挾持，成為排斥與傷害他人的工具。 聖公會的信仰立場提醒我們，在公共空間中，信仰可以成為行動的動力，但不能取代理性論證與對他人的尊重。信仰若失去理性，不但不能榮耀上帝，反而可能傷害人。 六、回到中庸之道：聖公會的整合方式 聖公會拒絕走向兩個極端：一是把上帝的全能理解為可以使一切荒謬成立；另一是把上帝簡化為理性原則的象徵，失去超越性。 我們選擇行走在中間的路上，承認上帝是真實而全能的，但祂的全能永遠與真理、秩序、愛與自我限制一致。 因此，我們可以平靜地說：上帝不能創造一塊祂不能舉起的石頭，不是因為祂不夠全能，而是因為那樣的描述已經偏離了真實，也偏離了上帝是誰。 結語：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或許，比起追問上帝能不能做某件矛盾的事，更重要的是問：我們真正渴望的是什麼樣的能力？ 是一種用來壓倒他人的力量，還是一種願意承擔、陪伴、醫治與拯救的能力？ 在我看來，信仰與理性不但可以同行，甚至必須同行。聖言引導我們認識上帝是誰，傳統提醒我們不要把矛盾當成神聖，理性幫助我們分辨假問題，而經驗則把我們帶回十字架前。 這正是聖公會的中庸之道——不急著給出炫目的答案，而是學習在真理、謙卑與愛中前行。

近日，一段在網上流傳的影片引起不少討論。一位剛移民到紐西蘭數月的中國人，拍片展示自己駕駛寶馬 SUV 到社區救濟中心，領取大量「免費」的聖誕禮物，並以輕鬆甚至帶點炫耀的語氣分享整個過程。 這段影片之所以引發爭議，並不單純因為她開的是什麼車、拿了多少禮物，而是它觸碰到一個在移民社會中極為重要、卻往往沒有寫明的界線。 社區救濟中心的存在，是為了回應真實的需要。這些資源來自公眾捐款、志工的付出，以及整個社會對「彼此照顧」的信任。從制度上說，或許沒有嚴格審查每一位領取者的外在條件，但在文化層面上，社會默默期待的是一份自覺與分寸——知道什麼時候該拿，也知道什麼時候該退後一步。 真正令人不安的，是那種把公共資源當成「我能拿、我就拿，還要讓大家看看我拿了多少」的姿態。當救濟不再被視為一份扶持，而被包裝成佔便宜、甚至值得炫耀的成果時，它已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在消耗整個制度賴以維繫的公共信任。 其實，這樣的情況並不只發生在別的國家。在加拿大，在我所服侍與同行的社區中，也曾見過類似的畫面。有些人表面上生活並不拮据，卻對各類「免費資源」格外積極；也有人在領取社區支援後，私下卻以輕描淡寫、甚至帶點自豪的方式談論「拿到多少好處」。 我並不是要簡化或否定任何人的真實需要。生活的壓力不一定寫在臉上，也不一定完全反映在外在條件上。真正值得我們停下來反思的，不是「誰有沒有資格」，而是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資源，以及我們用什麼態度去使用它們。 在加拿大，許多社區支援系統同樣是建立在高度信任之上。制度選擇相信人們會按良心使用資源，把尊嚴放在審查之前。但也正因如此，當資源被過度索取、被視為「不拿白不拿」的機會時，最終受影響的往往不是制度本身，而是那些真正有需要、卻開始被懷疑、被標籤的人。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些零星卻被放大的例子，往往會被用來支撐某些既有的偏見敘事——關於移民、關於福利、關於「誰值得被幫助」。結果是，社會的同理心被侵蝕，公共討論開始傾向收緊、排他，而不是更精準、更人性的支援。 福利從來不是一場比賽，也不是展示「我有多聰明」的舞台。它是一種彼此承托的安排，是在困境中為人保留尊嚴的方式。一旦這份精神被侵蝕，公眾對救濟的支持就會動搖，真正有需要的人反而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其實，事情也可以有另一種走向。若那段影片呈現的是感恩、克制，甚至提醒觀眾「如果你不是真的有需要，請把資源留給別人」，社會的反應很可能完全不同。問題從來不只是「能不能」，而是「該不該」。 這件事最值得我們反思的，或許不是某一個人的選擇，而是我們在公共資源面前，選擇成為怎樣的人。在一個高度依賴互信的社會裡，我們是只問「我能拿多少」，還是願意多問一句：「這是不是我該拿的？」 這不是道德優越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公共責任、移民身分，以及我們如何與所身處的社會好好相處的問題。

最近，我開始閱讀香港資深記者譚蕙芸的《家鎖》。這本書讓我一頁頁讀下去時，心裡像被輕輕按住，又像被深深觸動。作為一位長年與憂鬱與焦慮同行的人，我在她的文字裡，看見的不只是她的故事，而是許多華人家庭共同的傷痕與沉默。譚蕙芸不是精神病患者，但她的生命卻被家人的疾病深深牽動。她的哥哥患上思覺失調症，被家族的「面子」與恐惧長期封存；父母在疾病與老化中逐漸失去力量；而她，既是女兒、妹妹，也是記者——在愛與責任、距離與牽掛之間，被迫承受著巨大的張力。這本書最打動我的，是她以記者的敏銳與家人的溫度，帶著我們一起走過她尋找答案的旅程。她沒有把自己放在「旁觀者」的位置，也沒有把家人放在「受害者」的位置，而是誠實地呈現一個家庭如何在沉默中掙扎、在愛裡受傷、在破碎裡尋找可能的修補。 華人家庭的「家鎖」 讀著讀著，我不禁想到許多我們熟悉的華人家庭模式——我們習慣把痛苦藏起來，害怕讓別人知道家裡「不完美」，以為沉默就是保護，以為忍耐就是愛。然而沉默往往變成枷鎖，忍耐有時變成傷害。《家鎖》這個書名正是這種矛盾的寫照：家既是避風港，也是囚室；家能給人力量，也能奪走力量。譚蕙芸的書讓我看見，許多家庭的傷並不是因為疾病本身，而是因為我們不敢面對、不願談論、不知道如何求助。這些沉默累積成代代相傳的壓力，讓每一個人都在其中掙扎。 作為一位憂鬱焦慮患者，我讀到的是…… 在她的故事裡，我看見了自己，也看見了許多我陪伴過的人。我知道那種「不敢說」、「不能說」、「說了也沒用」的壓抑；我知道那種在家庭角色與個人情緒之間被撕扯的疲憊；我知道那種「我必須撐住」的孤獨。譚蕙芸沒有精神疾病，但她的書讓我深深感受到：疾病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整個家庭的事。而照顧者、陪伴者、沉默的承受者，也同樣需要被看見、被理解、被接住。她的書讓我重新思考，我們如何在家庭中談論脆弱，如何面對疾病而不是逃避，如何在破碎中仍然選擇愛，如何讓「家」不再是鎖，而是可能。 結語：願我們都能找到打開「家鎖」的鑰匙 《家鎖》不是一本容易的書，但它是一面鏡子。它照見我們的家庭，也照見我們自己；照見我們的傷，也照見我們仍然渴望被愛、被理解、被接住的心。我還在閱讀，但我知道這本書會陪我走一段路。也願它能陪伴更多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找到一點光、一點勇氣、一點呼吸的空間。

加拿大聯邦政府近日提出 C-9 法案，旨在更新與仇恨相關的刑事法律，加強對仇恨動機行為的處理，並為弱勢群體提供更清楚的法律保障。這項法案回應了近年社會中對仇恨、恐嚇與排斥現象的真實憂慮。 在一個多元族群並存的社會裡，沒有人應該因為自己的族裔、宗教、性別認同或身分背景，而對公共空間、社區活動或敬拜場所感到恐懼。從這個角度來看，C-9 法案試圖為「安全與尊嚴」劃出更清楚的底線，其立意值得肯定。然而，公共政策除了要問「是否必要」，也必須同時追問：這樣的法律是否足夠精準？是否真正回應問題的根源？又是否可能帶來未被充分討論的影響？ 仇恨是真實的，但仇恨的根源不只是法律問題 仇恨確實會傷害人。它不只是情緒，更會轉化為暴力、排斥與制度性的歧視。法律在這裡扮演重要角色——界定界線、提供保護，並清楚表達社會不可接受的行為底線。 然而，仇恨很少單純源於法律不足。它往往滋生於恐懼、孤立、誤解、社會斷裂，以及長期被忽視的失落感。若只依賴刑事工具來回應仇恨，卻忽略這些社會條件與人際關係的裂痕，法律往往只能處理結果，而難以觸及成因。因此，任何以「對抗仇恨」為目標的公共政策，都必須與教育、社區建設、社會支持與跨文化對話並行。 歷史的提醒：當「正義」變成不容質疑 在討論仇恨與法律時，我們也需要誠實面對一個沉重的歷史經驗：當某一種立場被視為「絕對正確」或「不可質疑」，它本身也可能成為壓迫的起點。 在基督教歷史中，「以神之名」或聲稱「聽到聖靈感動」，曾被用來辯護許多今天看來令人痛心的行為。從十字軍東征、異端審判，到殖民主義與種族壓迫，宗教語言曾與權力結合，合理化戰爭、掠奪與排除。這並不是否定信仰本身，而是提醒我們：問題往往不只在於仇恨是否存在，也在於權力如何被使用。 當主觀感受缺乏制衡，傷害往往以正義之名出現 無論在宗教、政治或公共論述中，人都很容易把自己的恐懼、偏見或既得利益「神聖化」或「道德化」。歷史上，教會曾以神之名支持奴隸制度與各種不平等；今天回望，我們清楚知道，那更多反映的是當時的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而非真正的公義。 這正是公共政策必須警惕的地方：當某種「正確立場」不再容許被檢視，制度就可能偏離原本保護人的初衷。 那麼，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如何被保障？ 這是圍繞 C-9 法案的核心問題之一。在自由民主社會中，一個重要原則是：法律應規管具體行為與可證明的公共傷害，而不是個人的信念本身。 宗教自由的核心，不在於某種信仰是否被所有人認同，而在於人們是否能夠在不使用暴力、不煽動傷害的情況下，持守並表達自己的信念。因此，保障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第一道防線，是確保法律針對的是明確的恐嚇、暴力、阻撓與煽動行為，以及可被司法檢驗的公共傷害，而不是單純令人不舒服、具爭議性或不被認同的觀點。 精準的法律，是自由的保障 保障自由，並不意味著沒有法律，而是需要界線清楚、定義狹窄、門檻嚴謹的法律。模糊的條文，往往不是保護弱勢，而是把過大的詮釋權力交到執法者或政治氣候手中，反而可能傷害少數群體，包括宗教少數與邊緣社群。 因此，任何反仇恨立法，都必須經得起檢視：定義是否清楚？標準是否一致？是否仍然保留合理的異議與公共討論空間？ 程序正義，是宗教與言論自由的安全網 即使法律立意良善，程序正義仍然不可或缺。清楚的起訴標準、證據要求、司法獨立與上訴機制，並不是拖慢正義，而是防止正義被濫用。 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從來不是「不被冒犯的權利」，而是在高度爭議中，仍能被公平對待、被審慎裁決的權利。這種制度上的克制，正是一個社會成熟度的體現。 法律之外，公共政策更深的責任 如果我們真心希望仇恨減少，公共政策也必須同時投資在法律之外的層面：修復社區中的關係、加強對多元與歷史不公的教育、支援那些感到被邊緣化與被忽視的人，並為對話而非對立創造公共空間。 許多城市的經驗顯示，當人們感到被看見、被尊重、被納入，仇恨的吸引力就會下降。這些成果，往往來自長期、細緻而不顯眼的社會工作，而非單靠刑事條文。 結語：我們希望成為怎樣的社會？ C-9 法案值得被嚴肅討論，也值得被審慎修正。但比支持或反對某一條法案更重要的，是持續追問：我們希望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又如何在對抗仇恨的同時，也守護自由？ 法律可以劃線，但社會如何跨線同行，才是真正的考驗。如果這場關於 C-9 的討論，能促使我們不只談刑責，也重新思考權力、關係與責任，那麼這場討論本身，就已經具有公共價值。

Michael Ma 從保守黨轉投自由黨，引發了不少爭議與情緒反應。而這份張力本身，其實值得我們停下來細看。政黨轉換往往不只是個人的選擇，它常常反映出更深層的政治變化——包括政黨文化的轉向、意識形態邊界的收縮，以及一些人逐漸發現自己已不再被原來的政治陣營所容納。 在加拿大，政黨本來就是由不同立場與價值的人組成的廣泛聯盟，而非鐵板一塊的意識形態部落。有人會把這次轉換理解為一種良心的選擇，是對自身價值的重新對齊；也有人會認為這是政治算計，甚至機會主義。這些解讀都可能存在。但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政黨標籤本身，而是這個人的立場與行動，是否在時間中呈現出一致性與誠信。 同時，這樣的轉換也不可避免地引發另一個問題：被離開的政黨本身發生了什麼改變？政治的帳篷是否變得更窄了？語言、取態或內部文化是否已不再容許某些聲音存在？這些都不是針對個人的指控，而是民主社會中對政黨生態應有的公共檢視。 然而，若要誠實面對今次風波，我們不能忽略一個更早、也更關鍵的背景——候選人本身是如何產生的。 在 Markham–Unionville 選區，保守黨中央抽離了在該區經營多年的鄭敬基，並沒有進行正常的黨內提名大會，而是直接委任 Michael Ma 成為候選人。地方黨員與基層支持者，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沒有實質參與。這不是單純的策略安排，而是一個民主程序被繞過的問題。 若候選人並非透過開放、公平、由基層參與的機制產生，那麼當其後出現政治爭議時，把所有責任與道德壓力集中在個人身上，本身就是一種錯置焦點。 爭議並未止於討論。一份要求 Michael Ma 辭職的請願隨之出現。對於曾經支持他、並期待他代表保守黨立場的選民而言，失望甚至憤怒並不難理解。請願與抗議，本身也是民主制度中合法的表達方式。 但我們仍必須分清「問責」與「懲罰」之間的界線。辭職，應當是針對嚴重的道德失當、濫權或重大失信行為，而不是單純因為政黨轉換。政黨立場的改變，或許值得被質疑、被追問、被要求解釋，但它本身並不等同於道德上的錯誤。 這裡也有一段值得被認真回望的歷史對照。過往亦曾出現自由黨議員轉投保守黨的情況，而當時自由黨方面的反應，並沒有演變成大規模的道德譴責或要求辭職。相反，保守黨領袖甚至公開稱讚轉投者「有勇氣」，將之理解為良心抉擇，而非背叛。 這段歷史對照，令今次事件更值得反思。既然在過往，政黨轉換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政治判斷與價值選擇，那麼為何到了今天，當方向相反時，卻被視為不可饒恕的行為？如果原則會隨立場而改變，那麼被動搖的，其實不是個人，而是我們對民主與公平的理解。 如果每一次政治立場的轉移，都立即被要求下台，那麼公共政治將不再是一個容許反思與成長的空間，而是一個由恐懼主導的場域。民意代表可能因此被迫死守標籤，而非誠實面對自身立場的轉變，或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事選民。 更深層的民主問題在於：誰擁有判定一位民意代表去留的最終權力？在代議民主中，這個權力屬於選民，並且是在選舉中行使，而不是由一時情緒所推動的請願來決定。公共壓力可以、也應該要求解釋、透明與對話，但最終的裁決，仍然應該留給選票。 Michael Ma 確實欠公眾一個清楚的交代——為何作出這個決定？這是否與他一貫的價值一致？這樣的轉變，將如何影響他日後的公共角色與行動？透明，是在分歧中重建信任的橋樑；沉默，只會擴大裂痕。 或許，這正是一個提醒我們放慢腳步的時刻。與其急於問「他是否應該辭職」，不如先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希望建構一種怎樣的政治文化？是一種只在對自己有利時才高舉原則的文化，還是一種容許分歧、改變與問責，卻不急於清算的公共空間？ 在高度極化的時代，政黨轉換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它打破了政治身份必須固定不變的想像。然而，民主或許正是在這些不安之中提醒我們：政黨不應成為永久的身份，而只是公共服務的工具；真正需要被忠誠對待的，始終是人民，而不是標籤。

最近在華人社區中，我愈來愈常聽到一些說法，讓人感到困惑，也值得深思。一方面，有人把穆斯林移民與恐怖主義、罪案掛鈎，彷彿「穆斯林」本身就代表危險與不安。另一方面，也有基督徒以宗教語言形容穆斯林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這些說法看似來自不同立場，卻有一個共通點：穆斯林很少被當作具體的人來看待，而只是被簡化成某種符號。 更耐人尋味的是，當議題轉向反對同性戀權益時，這些同樣的人卻會主動尋求與穆斯林合作，形成所謂「共同守護家庭價值」的陣線。原本被視為威脅、他者，甚至「迷失者」的穆斯林，忽然成了可以並肩作戰的盟友。宗教差異、文化衝突、甚至先前的恐懼敘事，在這一刻似乎都不再重要。 這種邏輯，其實讓人想起華人自己的歷史。當年在北美社會，華人曾被形容為「男盜女娼」，被描繪成骯髒、犯罪、道德敗壞的群體。理由並不複雜：因為在唐人街裡，確實有人涉足黑幫、賭博、妓院。但我們會因此就說整個華人社群都是男盜女娼嗎？我們會不會反問，這些現象背後，是否與排華政策、結構性貧窮、被迫集中居住的歷史處境有關？為什麼少數人的行為，最後卻被用來定義整個族群？ 如果我們願意更誠實一點，也必須承認，在今天的加拿大，確實有不少華人涉足販毒、地下經濟，甚至成為毒品供應鏈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不舒服的事實，但它並不新鮮，也不只屬於某一個族群。然而，我們會不會因此就接受一種說法，把加拿大嚴重的濫藥危機歸咎於「華人文化」或「華人本質」？我們會不會容許媒體或政客說，因為有華人販毒，所以華人社群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 我們當然不會。因為我們清楚知道，濫藥問題從來不是某一個族群造成的，而是與需求、貧窮、創傷、心理健康、政策失誤、全球資本與黑市結構緊密交織在一起。個別華人參與其中，應該依法處理，但那並不能、也不應該，被用來標籤整個華人社群，更不能成為轉移制度責任的藉口。 最近發生在澳洲 Bondi Beach 的槍擊事件，也再次提醒我們，現實往往比標籤複雜得多。事後有報導指出，涉案的槍手是一對來自南亞背景的穆斯林父子。然而，在混亂與危險之中，挺身而出、試圖阻止他們、並因此受傷的，同樣是一位來自南亞背景的人。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足以拆解「某個族群等於暴力」的粗糙推論。 如果我們只選擇記住施暴者的身份，而刻意忽略同一社群中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去阻止暴力，那麼問題其實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我們選擇如何敘述。這種選擇性記憶與敘事，只會製造恐懼，卻無助於理解，也無助於公共安全。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今天有些華人，卻不自覺地用同一套邏輯去看待穆斯林。因為有極端分子，就把整個穆斯林社群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因為媒體報導個別罪案，就推論一整個信仰群體本質上具有危險性。當年我們為被一概而論而感到憤怒，為被去人化而努力爭取尊嚴，如今卻複製了同樣的敘事方式，這本身就值得深刻反省。 最近，當華人保守派討論聯邦政府有關仇恨言論的立法時，這種矛盾再次浮現。有人開始強調這些法例「有損宗教自由」，並把聖經與可蘭經、基督徒與穆斯林綁在一起，塑造成一個「所有宗教都正受威脅」的局面。這樣的說法表面上看似包容，實際上卻令人不安，因為這種結盟往往不是出於真正的跨宗教理解，而是策略性的動員。 這裡的關鍵問題不是宗教之間是否可以合作，而是合作的基礎是什麼。如果穆斯林只在「有用」的時候才被視為夥伴，在「無用」甚至「阻礙」時就被妖魔化或貶低，那這並不是尊重，而是工具化。這樣的態度，並沒有真正看見穆斯林作為鄰舍、作為公民、作為有內在多樣性的人。 同樣值得反思的，是「宗教自由」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宗教自由是否只是意味著可以繼續說自己想說的話，而不需要承擔任何社會後果？還是它同時也包括他人免於被去人化、被煽動仇恨、被系統性標籤的自由？當宗教自由只在保護自己時才被高舉，它的道德力量其實正在被削弱。 這些現象背後，或許反映的是一種更深層的焦慮：對社會快速轉變的恐懼，對失去文化或道德主導地位的恐懼，對「我們正在變成少數」的恐懼。當恐懼成為出發點，他者就很容易被簡化、被利用、被重新包裝，以服務某一個當下的政治或文化需要。 也許我們真正需要問的不是「穆斯林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在不同處境中，一貫地把他人當作有尊嚴的鄰舍，而不是策略上的資源」。如果我們不能誠實面對自己在公共論述中的矛盾，那麼再多的道德語言，也只會顯得空洞而失去說服力。 在一個多元社會裡，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合作本身，而是能否在不一致、甚至不舒服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基本的尊重與誠實。這或許才是我們今天最需要學習的功課。

在許多人眼中，牧養的場域似乎自然被限定在教堂的四堵牆內：禮拜、講道、祈禱和宗教熱誠。然而，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牧養的呼召遠遠不止於此。牧養不是維繫靈性儀式的工作，也不是照顧中產階級脆弱心靈的舒適服務；它更是一種臨在，是一種願意走出去的陪伴。 真正的牧養力量在於敢於進入公共空間，走入街頭、社區中心、學校、市政廳甚至人們日常生活的角落。這些地方充滿張力、差異與複雜，但也是真實生活的現場。當牧養進入其中，它便不再只是教堂內的宗教語言，而是一種公共關懷。在食物、住房、文化、藝術、正義、心理健康與包容等議題上，信仰的生命力能夠被具體地展現。 「不止關心中產的內心玻璃」這句話一直提醒我，牧養必須觸及弱勢、邊緣和被忽略的人群。牧養不是一種宗教消費品，不是為靈性舒適而提供的服務，而是陪伴與同行的姿態。它要走向破碎之處臨在，在孤單之中與人同行，在被排拒的角落裡帶來尊嚴與希望。這種牧養不再只是等候人走進教堂，而是帶著教會的心走出去，與他們一起站在真實的生活面前。 牧養的核心是故事。當我們走入社區，與人分享餐桌，聆聽生命故事，牧養便從「宗教消費」轉化為「公共參與」。生活中的真實故事不僅改變我們自己的眼光，也改變公共的敘事。它讓社會看見被忽略的處境，讓人們重新理解信仰在公共領域的意義，讓教會重新獲得可信度，成為社區在需要與困難中可倚靠的臨在。 牧養不只是教堂內的宗教活動，而是一種公共的愛與陪伴。它呼召我們走出四堵牆，走入社區，走向那些被忽略、受苦和需要支持的人群。這樣的牧養才能真正展現信仰的力量，不靠宗教熱誠的展演，而靠真實、溫柔與有分量的公共臨在，在生活中同行，在真實世界中活出愛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