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災樂禍」的國和民

「幸災樂禍」係由「幸災」及「樂禍」二語組合而成。 「幸災」見於《左傳.莊公二十年》,故事是說晉惠公時,晉國發生饑荒,秦國賣糧給他們,幫助晉國度過難關。第二年,秦國也遇上荒年,向晉國購買糧食,晉國卻不答應。大夫慶鄭覺得這樣不妥,勸晉惠公說:「忘恩負義會導致無親;看見別人有難而高興是不仁;貪愛財物不與人分享是不祥之舉;得罪鄰國是不義的行為。這四種美德都沒有,如何能維持國家的長久?」雖然慶鄭不斷地勸說,但惠公還是沒採納他的意見。果真秦國收到消息後非常氣憤,隔年起兵攻打晉國,晉國非但大敗,連惠公都被俘虜了。此處原文就用了「幸災不仁」。

「樂禍」見於《左傳.莊公二十年》,故事是說春秋時,周莊王的寵妾生了個兒子子頹,個性荒淫無知。惠王時,有幾個大臣發動叛亂,奪取政權,將惠王驅逐,改立子頹為王。惠王逃到鄭國,鄭厲王打算從中調停,但聽說子頹和大臣們每天聽歌觀舞、尋歡作樂,便對虢叔說:「我聽說表達哀樂不看時機,必會遭致災禍,子頹在國家動亂時還那樣日夜笙歌,簡直是『樂禍』。連刑官在執行死刑時,君王都不應設宴享樂,更何況是他們用不正當的手段奪取王位之時。眼前大禍臨頭還不知憂慮,這種人能接受他嗎?」於是決定轉而支持周惠王。後來這兩個詞語被合用成「幸災樂禍」,用來指對於他人的不幸遭遇引以為樂。

現在日本有地震,中共在背後支持的愚民表現「幸災樂禍」的最佳演繹。要留意「幸災」及「樂禍」的人都有不好的下場。

不是每個聖公會牧師/人都是那樣。。。

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有不少宗教界人士助紂為虐。 在不少眼裏,聖公會(起碼是華人的)比較親共,甚至與共爲伍。 前有聖公會主教丁光訓幫助中共搞“三自教會”。 丁曾經説過他這樣做是去保護教會,而結果連他自己也受到衝擊。 後近年來也有香港聖公會高層管浩鳴關於香港基督教中國化/本色化,以及他最近接受親公媒體對衆多天主教樞機和主教公開向港府提出無條件釋放黎智英要求作出了有中國特色的回應 (詳情請自行查閲)。 香港聖公會方面一直并沒有對管的説話作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回應和澄清。

我是一名在溫哥華地區的聖公會牧師,并不代表所有聖公會牧師/人。 但是起碼可以代表我自己說,并非所有聖公會人都是如此親共的。 當然,我也知道在港,澳和大陸的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界人士面對和承受來自中共的壓力。 我敬佩那些在那裏仍在堅持的人,也為到所有信徒來祈禱。 作爲一個基督徒/牧師,我以爲能保護我們的是我們的救主。 求助憐憫,讓我們可以跟隨主的道路,如主一樣,好公義、行憐憫,並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跪低,是真抑或是假?

不知道是媒體人們想引人注意和真是這麽想,只要中共領導人説是沒有那麽强硬的話的時候,都總有許多人在說中共跪低了,認慫了。 從歷史上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共往往在表面上的退一步只是爲了得到一個機會喘口氣和憋大招好讓他們能在將來進多十步。

還有,“沒有計劃。。。”,“不會代替。。。” 等等的“承諾”真是可信嗎? “50年不變的承諾”有真的遵守過嗎? 當年在他們還沒有掌權的時候曾承諾給中國人民主、自由和平等,到頭來他們又做了些什麽?

其實我們不需要一個這樣的政權“跪低”而是要承擔責任,那就是不再掌權,還權于民。

反以抗議的隨想

近來忽然發現原來有許多在歐美的青年人很是關心世界、和平和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人們(在這次就是巴勒斯坦人)。 我為到他們的勇氣和正義感大為感動。

我當然盼望這些朋友也關注那些因自己的性別、性取向、宗教和政見而被迫害的人。

我盼望他們以同樣的關注度和熱情去反對和抗議那些極權、專制和封閉的政權:中共、俄普、伊朗、阿富汗塔利班、敘利亞。。。

我盼望非常積極參與這次抗議的同志朋友們也去抗議那些迫害同志的政權和國家。

我盼望阿拉伯朋友勸說他們的祖國去接受巴勒斯坦的難民。

我盼望信奉回教的朋友去抗議中共多年來迫害在大陸的回教徒(尤其是那些在中共稱為新疆的人)。

我覺得當這些朋友以同樣的熱情去關注那些受迫害和失去自由的人,公義和自由將會得到更多的彰顯。

國之出路:解構和新建

再讀鈡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我以爲他這一段完全解釋了國情的源頭,

“中國共產黨能夠在無數中國人的歡呼下君臨中國,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這是因爲中國共產黨跟中國文化游許多共通之處。 可以説,中國共產黨只是將中國文化中的主要特性如弄虛作假、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有私無公、明爭暗鬥、人治挂帥、裙帶作風、葉公好龍、過猶不及等等進一步發揚光大,不同的只是,老夫子穿上革命裝而已。 所以,沒有中國久已準備了的特有惡土,中國共產黨勢難拔地而起,而中國共產黨則在完全沒有反思自省自覺能力下,甚至自以爲已擺脫了傳統中國文化的情況成爲中國文化的繼承人,也就是集受害人和劊子手於一身,埋葬自己,也埋葬他人。”

要突破中國這個封閉的惡性循環,不再是什麽: “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改革”、“文化更新”和“中國特色”等這些“新凴舊酒”的説法來忽悠國人。 我們要的是徹底解構,然后建構新的中國(不只是政權,而是我們認知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