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聚會裡，一位反錫安主義的猶太朋友向我傾訴。她因為批判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被一些親友指責為「反猶太」甚至「猶太叛徒」。 她的疲憊並不是來自辯論本身，而是來自被否定了身份。彷彿她的猶太性不再由她的歷史、信仰或文化決定，而是由她是否支持某一政府的政策決定。這樣的邏輯，其實並不罕見。 在華語世界，我聽過有人說：「你反侵，就是親共、左膠。」 在加拿大，也有人說：「與中國做生意，就是親共和反美。」 在性別教育議題上，有人說：「你支持 SOGI，就是鼓勵孩子變成 LGBTQ+，甚至是白左文化殖民華人。」 在減害政策上，有人說：「你支持安全注射屋，就是縱容吸毒；你支持支援房屋，就是引更多吸毒者來破壞治安。」 不同議題、不同語境，卻呈現同一種思維模式：把政策立場等同於道德立場，再等同於文化忠誠度，最後等同於身份本身。 身份政治化之後，異議就被視為威脅 在許多社群裡，某些政治立場逐漸被視為群體身份的核心。支持某個政策，就被視為忠誠；質疑或反對，就被視為否定整個群體。這種反應往往不是理性的推論，而是情緒、焦慮與歸屬感的混合。當政治立場被提升為身份象徵時，討論政策就不再只是討論政策，而變成了討論「你是誰」。因此，異議不再是意見不同，而被理解為背叛。公共對話也因此變得脆弱——因為任何不同意都可能被視為對群體的威脅。 為什麼人們會把複雜議題簡化成二元對立？ 這種「你不是 A，就是 B」的邏輯，通常來自幾種深層的心理與社會動力： 群體焦慮在感到威脅的社群裡，內部一致性被視為一種生存策略。異議者很容易被視為「內奸」。 道德化語言當某些議題被視為道德底線時，反對者往往會把支持者描繪成「敗壞文化」或「站在邪惡那邊」。 對複雜性的恐懼承認世界的複雜性會讓人感到不安，因此很多人寧願用簡單的善惡框架理解世界。 投射與防衛當有人質疑我們支持的政策時，我們會感到被挑戰，於是傾向把對方標籤為「站在敵人那邊」。 這些反應其實都很人性，但它們會讓公共對話變得貧乏而激烈。 錯誤等號的普遍性 在當代公共討論中，一種常見而危險的思維方式，就是不斷替不同的概念畫上「等號」。在許多議題上，人們習慣把本來不同的事情簡化為同一件事，彷彿只要你支持 A，就必然等於支持 B；如果你反對 B，就必然是在支持 A。這種思維不只存在於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議題，而是在不同社會與文化中反覆出現。 例如： 有人把「反對侵略」等同於「支持被侵略國的政權」。 有人把「批評盟友政策」等同於「背叛自己的國家」。 有人把「呼籲外交克制」等同於「站在邪惡那一邊」。 有人把「反錫安主義」等同於「反猶太」。 有人把「支持 SOGI」等同於「鼓勵孩子變成 LGBTQ+」，甚至視為文化殖民。 有人把「支持減害政策」等同於「縱容吸毒」。 有人把「支持支援房屋」等同於「放棄社區安全」。 這些看似簡單的等號，其實扭曲了公共討論的本質。它們把政策辯論變成道德審判，把複雜的公共議題壓縮成陣營對立。於是，人們不再討論政策本身是否合理，而是在不斷判斷彼此是否「站在正確的一邊」。當錯誤等號主導討論時，公共對話很容易從理性分析滑向忠誠測試。問題不再是「這個政策是否有效」，而變成「你到底是哪一邊的人」。而當一個社會習慣用這樣的方式理解世界時，分歧就不再是討論的起點，而被視為威脅的證據。 移民社群中的文化焦慮 在移民社群中，這種邏輯尤其容易出現。移民往往同時面對兩種壓力：一方面要適應主流社會的價值；另一方面又擔心下一代失去文化根基。在這種張力之下，任何與主流價值相關的政策，都可能被解讀為文化威脅。 於是： 支持 SOGI → 被視為「不再是華人」 支持多元教育 → 被視為「白左化」 支持減害政策 → 被視為「破壞社區」 支持支援房屋 → 被視為「引狼入室」 這些反應往往不是政策分析，而是文化焦慮的投射。 更成熟的公共對話：區分政策、文化與身份 … Continue reading 當政治變成身份：為什麼「不同意」常被當成「背叛」

有網友說：「其實華人家長終極擔心的，是自己的『良心自由』能否受到保障——不認同多元性取向的良心自由。」 這句話並不激烈，卻非常真實。它點出了許多華人家庭在 SOGI 爭議中的核心焦慮。這種焦慮不應被輕視，更不應被簡化為落後或歧視。相反，它值得被認真討論。因為這場辯論，從來不只是關於性別議題，而是關於自由的界線、權利的平衡，以及我們如何在多元社會中共存。 首先，我們必須釐清什麼是「良心自由」。在加拿大，《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保障思想、信仰與宗教自由。這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有權持守自己的信念，可以不同意某些價值觀，也可以在家庭中按自己的信念教育孩子。這些權利並沒有因為 SOGI 而消失。 然而，同一部憲章同時保障他人的平等權利、不受歧視的權利，以及在公共空間中的安全與尊嚴。換言之，「良心自由」從來不是單向的，它存在於彼此權利的交會之中。真正成熟的自由，不是「我想怎樣就怎樣」，而是在不同權利之間尋找平衡。 許多家長真正擔心的，往往不是 SOGI 的條文本身，而是情感上的不安。他們會問：「如果我不同意，我會不會被貼標籤？」「我的信仰會不會被排擠？」這種焦慮可以理解。沒有人願意自己的價值觀被羞辱或簡化。 但我們也必須分辨一件事：承認某些人的存在與基本尊嚴，並不等於強迫你改變自己的信念。SOGI 123 的核心目的是處理校園欺凌與排擠，讓不同背景的孩子能安全學習。它不是在教導孩子「必須成為某種性取向」，也不是要求家長改變神學立場。如果「良心自由」的意思是，我可以不同意，但我不會被迫仇視或排斥他人，那這樣的自由本身已經受到保障。 真正關鍵的問題在於：良心自由是否包括拒絕承認他人？在自由社會裡，我們可以持守自己的道德觀，但如果良心自由被理解為可以否認某群人的基本存在、在公共教育中排除某些孩子的身份，甚至讓某些學生在校園中感到不被承認，那這就不再只是個人良心問題，而是涉及他人的平等權利。自由若成為排除他人的工具，它便失去了自身的道德高度。 華人家長的焦慮，其實也與我們的文化背景有關。許多人來自較保守的社會，也曾在不同制度下成長，對政府與教育制度存有不信任感。因此，這場討論往往不只是性別議題，而是更深層的問題：誰有權影響我的孩子？我是否被邊緣化？我的文化是否被忽略？這些問題是真實的，也應該被尊重地討論。 然而，我們也可以反思：真正穩固的價值觀，是否會因為孩子接觸不同觀點就瓦解？還是其實我們需要更成熟地教導孩子分辨，而不是完全隔絕？真正有力量的信仰，不是靠封閉來維持，而是靠深度與理性來站立。 如果作為保守家長，希望孩子承傳自己的信仰與傳統價值，同時又支持 SOGI 所代表的校園安全與反欺凌原則，這兩者其實並不必然衝突。關鍵在於如何定義「支持」。支持 SOGI，不等於改變你的神學立場，也不等於放棄傳統婚姻觀，更不等於要求孩子接受某種價值觀。支持 SOGI，是說無論我信什麼，我不希望任何孩子因為身份而被羞辱、孤立或傷害。這是一個關於安全與尊嚴的立場，而不是神學立場。 父母完全可以在家中清楚教導孩子自己的信念，同時教導他尊重不同的人。可以告訴孩子：「我們家有我們的信念，但我們不會因為不同而看輕別人。尊重別人，不代表我們改變自己。」這樣的教育，其實更有力量。保守價值的核心若是忠誠、承擔、家庭責任、節制與誠實，這些價值完全可以在尊重多元的社會中實踐。真正需要避免的，是讓孩子把「不同」等同於「威脅」。 當孩子開始挑戰你的保守價值時，很多父母第一個感受不是憤怒，而是失落與害怕。但孩子開始挑戰，往往代表他正在思考。這不是失敗，而是成長。重要的不是立刻反駁，而是先處理自己的情緒，問自己是因為被冒犯而回應，還是因為想教導。如果情緒先行，對話就會變成輸贏；如果冷靜先行，對話才會成為理解。 不要只說：「因為我們家就是這樣。」可以問：「你為什麼這樣想？」、「你從哪裡聽到這些觀點？」當你願意聽，他才願意聽。更重要的是讓孩子知道：「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永遠愛你。」關係，比辯論更重要。 如果家長進一步主張，不認同多元性別與性取向，也不認同 SOGI 的反霸凌框架，甚至不允許孩子接觸相關內容，那問題便進入更深層的張力。在法律層面，父母權利不是無限的，公共教育有責任保障所有學生的安全與平等。在倫理層面，若拒絕的是「不同身份的人應該被保護」，那已經超越個人良心，而涉及是否承認他人的基本尊嚴。在家庭層面，完全禁止往往導致表面順從卻內心疏離，或秘密探索而關係破裂。真正有力量的信仰，不需要靠封閉來維持。 成熟的社會對話，不是互相扣帽子，不是「你落後」或「你歧視」，也不是「你被洗腦」或「你不包容」。成熟的對話是：我可以不同意你，但我不會否定你的尊嚴；同時，我也不會因為你的不同，而放棄保障他人的安全。多元社會的前提，不是每個人都同意彼此，而是即使不同意，也保障彼此的安全。 最終，良心自由的高度，不在於我們能排除多少人，而在於我們是否在持守信念的同時，仍然選擇與不同的人共存。真正成熟的保守，不是害怕被挑戰，而是在被挑戰時仍然穩定、溫柔、有原則。真正成熟的自由，不是消滅差異，而是在差異之中學會共存。 也許，這才是這場 SOGI 討論真正要我們學習的功課。

在這個資訊爆炸、意見紛雜的時代，我越來越深刻體會到一件事：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異，往往不在於立場，而在於思考的方法。同一件事，有人看見危機，有人看見陰謀，有人看見機會，也有人看見希望。差別不在於事實本身，而在於我們如何理解事實、如何連結資訊、如何推論結論。很多時候，我們並不是活在「事實的世界」，而是活在「自己理解出來的世界」。 在談重要性與運用之前，我們需要先釐清：究竟什麼是邏輯、理性與思考方法。 邏輯，簡單來說，是從已知前提推論出合理結論的過程。它關心的不是你支持哪一邊，而是你的結論是否真的從那些前提出來。若前提不成立，結論自然站不住；若推論過程跳躍混亂，結論也難以令人信服。邏輯讓我們學會問：「這個說法，是怎樣推論出來的？」 理性，則是一種願意讓事實、證據與推理來修正自己想法的態度。理性不是沒有情感，而是不讓情感主導判斷。它讓人願意停一停、退一步，看一看：我是否只是因為喜歡這個說法才相信它？還是它真的合理？理性是一種自我節制，也是一種對真實的尊重。 至於思考方法，是我們如何整理資訊、如何提問、如何分析、如何理解世界的一整套習慣。很多人其實不是沒有思考，而是一直用著一套自己從未察覺、也從未檢視過的思考模式。 當這三者缺一時，我們就容易出現問題：有邏輯但沒有理性，會變得固執；有理性但沒有清晰的思考方法，會變得混亂；有思考方法但沒有邏輯，會變得武斷。 當思考方法混亂時，人就很容易把情緒當成證據，把片段資訊當成全貌，把個人經驗當成普遍真理，把複雜問題簡化成對立。於是，世界變得越來越撕裂，而我們卻以為自己越來越清醒。其實，不少衝突不是因為意見不同，而是因為推理過程出了問題。 很多人以為「邏輯」是冷冰冰的學術訓練，與日常生活無關。但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使用邏輯——只是有沒有自覺而已。當我們看到一則新聞、聽到一段評論、閱讀一篇文章時，我們都在默默做推論：這是真的嗎？這樣的結論合理嗎？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的解釋？邏輯不是讓人變得挑剔，而是讓人變得誠實與謙卑。 沒有理性的熱情，往往最容易傷人。當人只靠直覺、立場與情緒來行事，很容易被煽動、被操控、被利用。這在公共議題、社會討論、甚至人際關係中都屢見不鮮。很多傷害，並非出於惡意，而是出於錯誤的推論與草率的判斷。 思考方法也深深影響我們如何對待他人。一個缺乏思考訓練的人，往往很快把不同意見的人視為敵人；一個懂得思考的人，會先嘗試理解對方是如何得出那個結論。這帶來一個重要的轉變：從「我要反駁你」，變成「我想明白你」。這不只是理性的成熟，更是人格與品格的成熟。 在演算法與社交媒體主導資訊流通的年代，思考能力其實是一種保護自己的能力。若沒有基本的邏輯與判斷力，我們很容易成為錯誤資訊的受害者，甚至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傳播者。會思考的人，不是什麼都相信，也不是什麼都不信，而是知道如何判斷。 然而，這些能力的價值，不只停留在觀念上，而在於我們如何運用在生活裡。當我們接觸資訊時，可以學習停一停，問自己：這是在陳述事實，還是在表達意見？這個結論是怎樣推論出來的？有沒有遺漏了什麼背景？這樣的習慣，會讓我們不再那麼容易被情緒帶著走，也不再那麼容易被標題牽著走。 在人際關係中，當別人說了一句讓我們不舒服的話，我們可以多想一步：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的理解？他是不是在表達另一種焦慮或需要？這種理性的停頓，往往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誤會與衝突。 在公共議題與社會討論中，邏輯與理性幫助我們不急著選邊站，而是先嘗試理解事情的複雜性。世界很少是非黑即白，多數問題都牽涉歷史、制度、人性與現實條件。會思考的人，往往比較慢下判斷，但判斷卻更穩健、更全面，也更有同理心。 對基督徒而言，理性與信仰從來不是對立的。成熟的信仰不是叫人停止思考，而是邀請人更深地思考。當我們讀聖經、聽講道、面對不同神學觀點時，理性幫助我們分辨：這是經文真正的意思，還是人的詮釋？這是信仰的核心，還是文化的習慣？這種分辨能力，讓我們的信仰更成熟，而不是更僵化。 邏輯與思考方法，也幫助我們面對自己。當我們感到憤怒、恐懼、焦慮時，可以問：我現在的情緒，是基於什麼推論？這個推論是否真的成立？很多時候，我們的情緒其實來自錯誤的假設。當假設被修正，情緒也會慢慢被釋放。 原來，邏輯與理性不只是用來思考世界，更是用來理解自己。它們幫助我們在混亂中保持清醒，在情緒中保持溫柔，在分歧中保持尊重，在信仰中保持謙卑。 因為，我們怎樣思考，最終就會成為怎樣的人。

加拿大聯邦政府近日提出 C-9 法案，旨在更新與仇恨相關的刑事法律，加強對仇恨動機行為的處理，並為弱勢群體提供更清楚的法律保障。這項法案回應了近年社會中對仇恨、恐嚇與排斥現象的真實憂慮。 在一個多元族群並存的社會裡，沒有人應該因為自己的族裔、宗教、性別認同或身分背景，而對公共空間、社區活動或敬拜場所感到恐懼。從這個角度來看，C-9 法案試圖為「安全與尊嚴」劃出更清楚的底線，其立意值得肯定。然而，公共政策除了要問「是否必要」，也必須同時追問：這樣的法律是否足夠精準？是否真正回應問題的根源？又是否可能帶來未被充分討論的影響？ 仇恨是真實的，但仇恨的根源不只是法律問題 仇恨確實會傷害人。它不只是情緒，更會轉化為暴力、排斥與制度性的歧視。法律在這裡扮演重要角色——界定界線、提供保護，並清楚表達社會不可接受的行為底線。 然而，仇恨很少單純源於法律不足。它往往滋生於恐懼、孤立、誤解、社會斷裂，以及長期被忽視的失落感。若只依賴刑事工具來回應仇恨，卻忽略這些社會條件與人際關係的裂痕，法律往往只能處理結果，而難以觸及成因。因此，任何以「對抗仇恨」為目標的公共政策，都必須與教育、社區建設、社會支持與跨文化對話並行。 歷史的提醒：當「正義」變成不容質疑 在討論仇恨與法律時，我們也需要誠實面對一個沉重的歷史經驗：當某一種立場被視為「絕對正確」或「不可質疑」，它本身也可能成為壓迫的起點。 在基督教歷史中，「以神之名」或聲稱「聽到聖靈感動」，曾被用來辯護許多今天看來令人痛心的行為。從十字軍東征、異端審判，到殖民主義與種族壓迫，宗教語言曾與權力結合，合理化戰爭、掠奪與排除。這並不是否定信仰本身，而是提醒我們：問題往往不只在於仇恨是否存在，也在於權力如何被使用。 當主觀感受缺乏制衡，傷害往往以正義之名出現 無論在宗教、政治或公共論述中，人都很容易把自己的恐懼、偏見或既得利益「神聖化」或「道德化」。歷史上，教會曾以神之名支持奴隸制度與各種不平等；今天回望，我們清楚知道，那更多反映的是當時的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而非真正的公義。 這正是公共政策必須警惕的地方：當某種「正確立場」不再容許被檢視，制度就可能偏離原本保護人的初衷。 那麼，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如何被保障？ 這是圍繞 C-9 法案的核心問題之一。在自由民主社會中，一個重要原則是：法律應規管具體行為與可證明的公共傷害，而不是個人的信念本身。 宗教自由的核心，不在於某種信仰是否被所有人認同，而在於人們是否能夠在不使用暴力、不煽動傷害的情況下，持守並表達自己的信念。因此，保障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第一道防線，是確保法律針對的是明確的恐嚇、暴力、阻撓與煽動行為，以及可被司法檢驗的公共傷害，而不是單純令人不舒服、具爭議性或不被認同的觀點。 精準的法律，是自由的保障 保障自由，並不意味著沒有法律，而是需要界線清楚、定義狹窄、門檻嚴謹的法律。模糊的條文，往往不是保護弱勢，而是把過大的詮釋權力交到執法者或政治氣候手中，反而可能傷害少數群體，包括宗教少數與邊緣社群。 因此，任何反仇恨立法，都必須經得起檢視：定義是否清楚？標準是否一致？是否仍然保留合理的異議與公共討論空間？ 程序正義，是宗教與言論自由的安全網 即使法律立意良善，程序正義仍然不可或缺。清楚的起訴標準、證據要求、司法獨立與上訴機制，並不是拖慢正義，而是防止正義被濫用。 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從來不是「不被冒犯的權利」，而是在高度爭議中，仍能被公平對待、被審慎裁決的權利。這種制度上的克制，正是一個社會成熟度的體現。 法律之外，公共政策更深的責任 如果我們真心希望仇恨減少，公共政策也必須同時投資在法律之外的層面：修復社區中的關係、加強對多元與歷史不公的教育、支援那些感到被邊緣化與被忽視的人，並為對話而非對立創造公共空間。 許多城市的經驗顯示，當人們感到被看見、被尊重、被納入，仇恨的吸引力就會下降。這些成果，往往來自長期、細緻而不顯眼的社會工作，而非單靠刑事條文。 結語：我們希望成為怎樣的社會？ C-9 法案值得被嚴肅討論，也值得被審慎修正。但比支持或反對某一條法案更重要的，是持續追問：我們希望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又如何在對抗仇恨的同時，也守護自由？ 法律可以劃線，但社會如何跨線同行，才是真正的考驗。如果這場關於 C-9 的討論，能促使我們不只談刑責，也重新思考權力、關係與責任，那麼這場討論本身，就已經具有公共價值。

Michael Ma 從保守黨轉投自由黨，引發了不少爭議與情緒反應。而這份張力本身，其實值得我們停下來細看。政黨轉換往往不只是個人的選擇，它常常反映出更深層的政治變化——包括政黨文化的轉向、意識形態邊界的收縮，以及一些人逐漸發現自己已不再被原來的政治陣營所容納。 在加拿大，政黨本來就是由不同立場與價值的人組成的廣泛聯盟，而非鐵板一塊的意識形態部落。有人會把這次轉換理解為一種良心的選擇，是對自身價值的重新對齊；也有人會認為這是政治算計，甚至機會主義。這些解讀都可能存在。但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政黨標籤本身，而是這個人的立場與行動，是否在時間中呈現出一致性與誠信。 同時，這樣的轉換也不可避免地引發另一個問題：被離開的政黨本身發生了什麼改變？政治的帳篷是否變得更窄了？語言、取態或內部文化是否已不再容許某些聲音存在？這些都不是針對個人的指控，而是民主社會中對政黨生態應有的公共檢視。 然而，若要誠實面對今次風波，我們不能忽略一個更早、也更關鍵的背景——候選人本身是如何產生的。 在 Markham–Unionville 選區，保守黨中央抽離了在該區經營多年的鄭敬基，並沒有進行正常的黨內提名大會，而是直接委任 Michael Ma 成為候選人。地方黨員與基層支持者，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沒有實質參與。這不是單純的策略安排，而是一個民主程序被繞過的問題。 若候選人並非透過開放、公平、由基層參與的機制產生，那麼當其後出現政治爭議時，把所有責任與道德壓力集中在個人身上，本身就是一種錯置焦點。 爭議並未止於討論。一份要求 Michael Ma 辭職的請願隨之出現。對於曾經支持他、並期待他代表保守黨立場的選民而言，失望甚至憤怒並不難理解。請願與抗議，本身也是民主制度中合法的表達方式。 但我們仍必須分清「問責」與「懲罰」之間的界線。辭職，應當是針對嚴重的道德失當、濫權或重大失信行為，而不是單純因為政黨轉換。政黨立場的改變，或許值得被質疑、被追問、被要求解釋，但它本身並不等同於道德上的錯誤。 這裡也有一段值得被認真回望的歷史對照。過往亦曾出現自由黨議員轉投保守黨的情況，而當時自由黨方面的反應，並沒有演變成大規模的道德譴責或要求辭職。相反，保守黨領袖甚至公開稱讚轉投者「有勇氣」，將之理解為良心抉擇，而非背叛。 這段歷史對照，令今次事件更值得反思。既然在過往，政黨轉換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政治判斷與價值選擇，那麼為何到了今天，當方向相反時，卻被視為不可饒恕的行為？如果原則會隨立場而改變，那麼被動搖的，其實不是個人，而是我們對民主與公平的理解。 如果每一次政治立場的轉移，都立即被要求下台，那麼公共政治將不再是一個容許反思與成長的空間，而是一個由恐懼主導的場域。民意代表可能因此被迫死守標籤，而非誠實面對自身立場的轉變，或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事選民。 更深層的民主問題在於：誰擁有判定一位民意代表去留的最終權力？在代議民主中，這個權力屬於選民，並且是在選舉中行使，而不是由一時情緒所推動的請願來決定。公共壓力可以、也應該要求解釋、透明與對話，但最終的裁決，仍然應該留給選票。 Michael Ma 確實欠公眾一個清楚的交代——為何作出這個決定？這是否與他一貫的價值一致？這樣的轉變，將如何影響他日後的公共角色與行動？透明，是在分歧中重建信任的橋樑；沉默，只會擴大裂痕。 或許，這正是一個提醒我們放慢腳步的時刻。與其急於問「他是否應該辭職」，不如先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希望建構一種怎樣的政治文化？是一種只在對自己有利時才高舉原則的文化，還是一種容許分歧、改變與問責，卻不急於清算的公共空間？ 在高度極化的時代，政黨轉換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它打破了政治身份必須固定不變的想像。然而，民主或許正是在這些不安之中提醒我們：政黨不應成為永久的身份，而只是公共服務的工具；真正需要被忠誠對待的，始終是人民，而不是標籤。

最近在華人社區中，我愈來愈常聽到一些說法，讓人感到困惑，也值得深思。一方面，有人把穆斯林移民與恐怖主義、罪案掛鈎，彷彿「穆斯林」本身就代表危險與不安。另一方面，也有基督徒以宗教語言形容穆斯林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這些說法看似來自不同立場，卻有一個共通點：穆斯林很少被當作具體的人來看待，而只是被簡化成某種符號。 更耐人尋味的是，當議題轉向反對同性戀權益時，這些同樣的人卻會主動尋求與穆斯林合作，形成所謂「共同守護家庭價值」的陣線。原本被視為威脅、他者，甚至「迷失者」的穆斯林，忽然成了可以並肩作戰的盟友。宗教差異、文化衝突、甚至先前的恐懼敘事，在這一刻似乎都不再重要。 這種邏輯，其實讓人想起華人自己的歷史。當年在北美社會，華人曾被形容為「男盜女娼」，被描繪成骯髒、犯罪、道德敗壞的群體。理由並不複雜：因為在唐人街裡，確實有人涉足黑幫、賭博、妓院。但我們會因此就說整個華人社群都是男盜女娼嗎？我們會不會反問，這些現象背後，是否與排華政策、結構性貧窮、被迫集中居住的歷史處境有關？為什麼少數人的行為，最後卻被用來定義整個族群？ 如果我們願意更誠實一點，也必須承認，在今天的加拿大，確實有不少華人涉足販毒、地下經濟，甚至成為毒品供應鏈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不舒服的事實，但它並不新鮮，也不只屬於某一個族群。然而，我們會不會因此就接受一種說法，把加拿大嚴重的濫藥危機歸咎於「華人文化」或「華人本質」？我們會不會容許媒體或政客說，因為有華人販毒，所以華人社群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 我們當然不會。因為我們清楚知道，濫藥問題從來不是某一個族群造成的，而是與需求、貧窮、創傷、心理健康、政策失誤、全球資本與黑市結構緊密交織在一起。個別華人參與其中，應該依法處理，但那並不能、也不應該，被用來標籤整個華人社群，更不能成為轉移制度責任的藉口。 最近發生在澳洲 Bondi Beach 的槍擊事件，也再次提醒我們，現實往往比標籤複雜得多。事後有報導指出，涉案的槍手是一對來自南亞背景的穆斯林父子。然而，在混亂與危險之中，挺身而出、試圖阻止他們、並因此受傷的，同樣是一位來自南亞背景的人。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足以拆解「某個族群等於暴力」的粗糙推論。 如果我們只選擇記住施暴者的身份，而刻意忽略同一社群中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去阻止暴力，那麼問題其實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我們選擇如何敘述。這種選擇性記憶與敘事，只會製造恐懼，卻無助於理解，也無助於公共安全。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今天有些華人，卻不自覺地用同一套邏輯去看待穆斯林。因為有極端分子，就把整個穆斯林社群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因為媒體報導個別罪案，就推論一整個信仰群體本質上具有危險性。當年我們為被一概而論而感到憤怒，為被去人化而努力爭取尊嚴，如今卻複製了同樣的敘事方式，這本身就值得深刻反省。 最近，當華人保守派討論聯邦政府有關仇恨言論的立法時，這種矛盾再次浮現。有人開始強調這些法例「有損宗教自由」，並把聖經與可蘭經、基督徒與穆斯林綁在一起，塑造成一個「所有宗教都正受威脅」的局面。這樣的說法表面上看似包容，實際上卻令人不安，因為這種結盟往往不是出於真正的跨宗教理解，而是策略性的動員。 這裡的關鍵問題不是宗教之間是否可以合作，而是合作的基礎是什麼。如果穆斯林只在「有用」的時候才被視為夥伴，在「無用」甚至「阻礙」時就被妖魔化或貶低，那這並不是尊重，而是工具化。這樣的態度，並沒有真正看見穆斯林作為鄰舍、作為公民、作為有內在多樣性的人。 同樣值得反思的，是「宗教自由」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宗教自由是否只是意味著可以繼續說自己想說的話，而不需要承擔任何社會後果？還是它同時也包括他人免於被去人化、被煽動仇恨、被系統性標籤的自由？當宗教自由只在保護自己時才被高舉，它的道德力量其實正在被削弱。 這些現象背後，或許反映的是一種更深層的焦慮：對社會快速轉變的恐懼，對失去文化或道德主導地位的恐懼，對「我們正在變成少數」的恐懼。當恐懼成為出發點，他者就很容易被簡化、被利用、被重新包裝，以服務某一個當下的政治或文化需要。 也許我們真正需要問的不是「穆斯林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在不同處境中，一貫地把他人當作有尊嚴的鄰舍，而不是策略上的資源」。如果我們不能誠實面對自己在公共論述中的矛盾，那麼再多的道德語言，也只會顯得空洞而失去說服力。 在一個多元社會裡，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合作本身，而是能否在不一致、甚至不舒服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基本的尊重與誠實。這或許才是我們今天最需要學習的功課。

近來，跨性別運動員參與女子比賽的議題再次引發社會熱議。有人擔心競技公平受到影響，有人則呼籲尊重性別認同與人權。這場爭論不只是體育規則的辯論，更是對「公平」與「包容」如何共存的深層探問。 在這樣的張力中，我們是否能找到一條既不犧牲正義，也不放棄憐憫的道路？ 公平的呼聲 公平，是競技的根基。當女性運動員努力訓練、爭取獎學金與榮譽時，她們理應在一個不受生理差異影響的場域中競爭。這不只是成績的問題，更是尊重她們努力的方式。 包容的渴望 包容，是社會的靈魂。跨性別者在身份認同的旅程中，常常面對排斥與誤解。他們渴望被看見、被接納，渴望在體育與社區中找到歸屬。 兼容與平衡：我們的信仰視野 我們的信仰不鼓勵簡化複雜，而是邀請我們在矛盾中活出愛。耶穌既挑戰不公，也擁抱邊緣人；祂既堅持真理，也施予恩典。 因此，我們可以： 為政策制定者祈禱，願他們在公平與包容之間找到智慧的平衡 在教會與社區中創造安全的對話空間，讓不同聲音被聆聽 教導年輕人如何在尊重中表達立場，在差異中尋求理解 在制度之外，創造讓每個人都能被看見與尊重的空間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對話，不是炒作；我們需要科學，不是盲目。我們需要彼此聆聽，尤其是生理女性與變性女性之間，彼此聆聽對方的訴求與擔憂，顧及彼此的感受與利益，尊重差異，尋求理解。 這樣的聆聽不是妥協，而是勇氣；不是模糊立場，而是承認人性的複雜與尊嚴。 結語：我們如何同行？ 公平與包容不是對立的選項，而是我們共同的呼召。在這個充滿張力的議題中，願我們的教會成為一個既保護努力，也擁抱差異的地方。 願我們的言語與行動，都能反映出那位既公義又慈愛的主。 願我們的社區，成為一個讓人敢於尋問、敢於盼望的地方。

在國際局勢動盪的今天，港人身處海外，常常面對一個難題：我們是否應該支持某個民族的立國訴求，即使他們的政府曾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背棄我們？例如，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曾公開支持中國的立場，而以色列則未有表態。如今，當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地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地位時，一些港人提醒彼此不要忘記那段歷史，甚至認為巴勒斯坦「不值得被承認」。 這種提醒，既是記憶的保留，也可能是情緒的防衛。它反映出一種深層的傷痕——當我們曾被忽視，看到對方遭遇挫折時，難免產生「你當初不幫我，現在是你應得的」的心理反應。這既是記仇，也是一種幸災樂禍。 但這樣的反應，是否真的能幫助我們活出我們所信的自由與公義？ 左派的真正精神：不是濫情，而是有原則的慈悲 「左派」常被批評為「大愛」虛假、不分青紅皂白。但我相信，真正的左不是盲目擁抱，而是實在地活出一種倫理勇氣——為受壓者發聲，即使他們並不完美，甚至曾做過不公義的事。 這種左派精神不是為自己得利，而是為他人得自由；不是因為立場一致，而是因為苦難值得被聆聽。它分得清是非，但仍選擇憐憫與同行。這樣的愛，是有骨氣的愛。 🧩 為什麼同志與跨性別社群會支持巴勒斯坦？ 這也是許多人不解的地方：巴勒斯坦社會中存在對LGBTQ+群體的迫害，為何同志組織仍選擇支持他們？ 我早前在這方面有所不解。 在跟好些LGBTQ+群體的年輕人的對話和反思後，關於同志與跨性別社群會支持巴勒斯坦的原因，以下是我的理解和得著。 交叉性壓迫：同志群體理解結構性暴力的痛苦，看到巴勒斯坦人在軍事佔領下的苦難，產生共鳴。 人道主義立場：他們支持的是人民的生存權與尊嚴，而非政府的政策。 批判西方雙重標準：即使西方在性別議題上進步，卻在國際政治上支持壓迫他人的政權。 內部改革的希望：巴勒斯坦也有同志組織在努力爭取改變，支持他們是一種同行。 這種支持不是對迫害的縱容，而是對苦難的回應。 港人的記憶與世界的苦難：如何拿捏？ 港人對自由與尊嚴的渴望是真誠的。我們記得誰在我們最困難時支持或背棄我們，這是我們的歷史。但如果我們的記憶只是用來劃清界線，它可能會變成自我封閉；如果它能成為理解他人苦難的橋樑，它就能轉化為更深的共鳴。 真正的左，不是選邊站，而是選擇站在人性的一邊。 結語：記得歷史，也記得憐憫 我們可以記得誰曾背棄我們，也可以選擇不讓苦難被忽視。我們可以堅持原則，也可以活出慈悲。這不是矛盾，而是成熟。 願我們的記憶不只是傷痕，也是光亮；願我們的立場不只是防衛，也是同行。

近期全球多地爆發反移民示威，令人憂心。在加拿大，我們雖未見同樣規模，但社會情緒正在轉變。作為華人社群的一員，我們不能沉默——我們需要慎思、發聲、團結，並守護我們深愛的國家與世界。 🌐 全球示威的警訊 最近幾週，澳洲、日本、英國等地接連爆發反移民示威，令人深感不安。澳洲的「為澳洲遊行」活動中，極右翼團體高舉新納粹標語，煽動仇恨情緒，甚至引發暴力衝突。這些事件不僅挑戰了多元文化的社會基礎，也讓許多移民感到排斥與恐懼。 🇨🇦 加拿大的現實挑戰 在加拿大，雖然我們尚未見到同樣規模的示威，但社會上對移民政策的質疑聲音正在升高。房屋供應不足、基建配套落後、房租飆升、經濟不穩、工作短缺、治安問題——這些真實的挑戰，確實需要政府正視與回應。 但我們也必須清楚：這些問題並不全是移民造成的。它們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包括長期政策規劃的缺失、地方政府與聯邦之間的協調不足，以及對人口成長的預測與準備不周。無論哪個政黨執政，加拿大在移民與城市發展方面，長期缺乏一套完整、前瞻的策略。 ⚖️ 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角力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更深層的背景：地緣政治的緊張、意識形態的對立，以及本地政黨之間的角力與攻擊，使得移民議題常被政治化，甚至被用作選舉工具。這種操作不僅模糊了問題的本質，也加劇了社會的分裂。 我們需要的是一套完整、前瞻的策略，能夠照顧所有國民的福祉。但這樣的策略不能只著眼於自己社區、城市或國家的利益。當今世界，各國之間早已密不可分，互相依賴、共存共榮。沒有人是荒島——在這樣的系統裡，每一個政策、每一場衝突、每一次排斥，都可能引發回力鏢效應，最終影響到我們自己。 🧠 華人社群的慎思 因此，當社會情緒開始將問題簡化為「移民太多」、「外來者搶資源」，我們華人社群更應該慎思： 我們不是局外人：我們的父母、我們自己，許多人都是移民。我們的存在與貢獻構成了加拿大的多元面貌。 沉默不是中立，是放棄：當仇恨言論出現，我們若不發聲，就可能讓偏見成為主流。我們需要勇敢地說：「這不是我們的加拿大。」 團結是最好的防線：與其他族裔建立互信與合作，才能在風雨來臨時彼此支撐。我們不只是華人，更是加拿大人。 教育下一代，守護未來：讓我們的孩子知道，他們有權利也有責任捍衛公平與尊重。他們不只是受益者，更是未來的建設者。 🔍 結語：慎思，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我不要求大家完全認同我的觀點，但我誠懇地呼籲：請多一點理解、多一點比較、多一點對話。不要讓情緒取代理性，不要讓分化取代團結。 慎思，不是退縮，而是成熟；不是冷漠，而是深刻。讓我們一起成為更清醒、更負責的公民，在這個多元而複雜的時代，守住我們的良知與判斷力——守護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國家，也守護這個我們共同生活的世界。

——從葉萱的勇氣到人類的集體反思 Netflix 紀錄片《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不只是揭露韓國邪教的黑暗，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歷史中無數次「以神之名」所犯下的罪行。這些故事並不新鮮——只是主角換了名字，地點換了國度，語言換了口音，但操控、性侵、洗腦與權力濫用的模式，卻驚人地雷同。 🌟 葉萱：一位香港女性的真實與勇氣 葉萱（Maple Yip），一位來自香港的藝術家，在紀錄片中勇敢揭露自己在韓國邪教「攝理教」（JMS）中遭受性侵的經歷。她不只是受害者，更是見證者——見證了信仰如何被扭曲，權力如何被神化。 她的未婚夫、香港藝人方力申，在紀錄片尾聲出現，陪伴她走過創傷，並在美國舉行婚禮。這段真摯的愛情，成為整部作品中最溫柔的光。 📜 歷史的回聲：神的名義下的暴力 令人不安的是，這樣的故事並非現代獨有。在人類歷史中，「神的旨意」曾被用來合理化戰爭、屠殺與迫害： 古代帝王以神諭發動征戰 宗教裁判所以異端之名施以酷刑 殖民者以傳教之名摧毀原住民文化 現代邪教以啟示之名操控信徒的身心 甚至在《聖經》中，也記載了某些人物聲稱聽到神的命令，要他們滅族、殺人、焚城。這些敘述在古代語境下或許有其象徵意義，但在現代社會，若被斷章取義或濫用，便可能成為暴力的藉口。 🗣️ 當代現象：神的聲音與人的詮釋 今天，仍有許多人聲稱自己「常常聽到神的話語」，甚至自稱是「先知」、「使徒」、「神的代言人」。這些聲音，有時是個人靈性的表達，有時卻成為操控他人的工具： 有人以神的名義要求信徒捐款、斷絕家人關係 有人宣稱神要他們建立新教派，掌握絕對權威 有人用「神的啟示」來合理化偏激言論與行為 這些現象與邪教領袖如出一轍。他們不只是濫用神的名義，更是利用人們對神的渴望與敬畏，來達成個人目的。 🧠 我們每一個人：信仰的使用者與守護者 這篇文章不是要否定信仰，而是要提醒我們：信仰是一種力量，而力量需要責任。 真正的信仰，不是盲從，不是服從某個人的命令，不是放棄思考。它應該是自由的、理性的、充滿愛與尊重的。它應該讓人更有尊嚴，而不是更容易被操控。 葉萱的故事讓我們看見：即使在最黑暗的信仰之中，也有人選擇站出來，說出真相。她的勇氣，是對所有人的呼喚——不論你是否有宗教信仰，不論你是否曾被傷害，我們都可以選擇覺醒。 🔍 信仰的重建：從神的名義到人的尊嚴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覺醒的信仰——不再以神之名行惡，而是以人之名守護彼此。 如果你也曾在信仰中迷失，或正在尋找出口，請記住：真正的神聖，從來不會要求你放棄尊嚴。真正的信仰，不會讓你失去自己。

在亞洲社會中，性別認同仍是一個不容易被理解的議題。而《改變性別，是為了活出真實自我》這本書，正是一次勇敢的挑戰與深刻的反思。作者是來自日本的上川禮——日本第一位跨性別議員，她用自己的生命經驗，打破沉默，喚起社會對「被忽略的聲音」的關注。 「讓社會聽見弱勢的聲音……我們不能只看社會的表面，就以為瞭解這個社會。不是只有我們聽得到的聲音，才代表人民的聲音，有時候我們得懷疑自己的『常識』，才能真正明白人民的需求。」 這段文字不只是她的信仰，更是一種跨文化的行動號召。 🗾 從日本開始的社會改寫 在保守的日本社會裡，上川禮以女性身份參政，推動多項改革，從性別少數、聽障者，到外國居民與單親家庭，她用政策、文字與行動，使沉默的人群有了可以被聽見的空間。 她的故事是一種社會參與的典範，也是對「合理世界」的質疑：到底誰有權利定義什麼是正常？什麼才是需要被關注的人民需求？ 🌏 華語社會的共同課題 這樣的問題，在華語社會中同樣存在。不論是在中國、台灣、香港，或是在加拿大這樣多元開放的國家，華語社群內部仍受傳統文化影響甚深。性少數、移工、精神障礙者，甚至性別非典型的人們，都可能在語言與文化的壓力下無法自在表達自我。 尤其是在移民社區，原鄉文化被視為根，反而讓部分觀念更為保守。語言障礙、資訊落差、家庭壓力……都讓弱勢者的聲音更難穿透社群的厚牆。 🚪 不只性別議題，社會邊緣者的沉默也需被聽見 真正的「弱勢聲音」不僅來自性別認同者，還包括無家者、藥物成癮者、與精神心理健康困擾者。他們在社會中往往被視為「不理性」、「不正常」、「無法溝通」，但這些標籤正是社會拒絕理解的象徵。 上川禮的話在這裡格外振聾發聵——我們熟悉的「常識」，常常只是一種舒適的偏見。我們需要做的，不是重新定義他們，而是重新定義「我們如何聽見他們」。 ✨ 結語：我們為何需要這本書 它不只是個人故事，而是集體沉默的記錄。 它挑戰社會價值的既定邏輯，喚起同理與責任。 它讓我們學會：不理解，不代表不值得理解。 📘 無論你身處何地，這本書都是一面鏡子，一把鑰匙，一句提問：你是否真正聽見了那些沉默的聲音？

最近，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現一連串激烈示威行動，部分與警方產生衝突，總統更出動國民近衛軍介入，引起廣泛關注。在部分華人社群中，尤其是香港背景的「侵粉」或保守派網民，有人急忙與香港2019年的抗爭區分開來，甚至公開支持美國政府武力鎮壓。他們聲稱：「香港人是合法居民，是為民主反共，而美國這些示威者多是非法移民，是暴民，是抗命，不是革命。」 更有華人進一步指責示威者是幫派份子、販毒者，是治安敗壞、物價高企、房價飆升的元兇，「搶走了我們的工作」，甚至認為支持這些示威的人就是「左膠」、沒有常理、甚至親共。 這樣的說法不但混淆視聽，更暴露出一種危險的雙重標準與政治盲點。在這篇文章中，我希望從七個角度，與大家一起誠實地反思： 一、抗爭不是合法與非法的對立，而是公義與不公的交鋒 社會運動從來不是單靠法律來衡量的。甘地挑戰英國殖民法，馬丁路德金違抗美國種族隔離法，2019年香港抗爭者也常被冠上「違法」之名。他們之所以被肯定，不是因為守法，而是因為揭露制度的不義、喚醒社會的良知。 美國的示威者同樣是在回應種族歧視、警察暴力、貧窮不公與制度性壓迫。他們來自不同背景，包括無證移民、公民、學生、信仰團體、家庭父母。他們不是暴民，而是社會中承受最多不公平的人。 二、港人抗爭者也曾被污名為「暴徒」 2019年香港抗爭時，北京與親政府媒體將示威者定義為「暴徒」、「外國勢力操縱」，許多海外華人也被這些標籤迷惑。今天，當我們看著美國街頭的示威者，是否也正在用同樣的語言、同樣的視角，去壓制他們的訴求？ 如果曾經支持香港抗爭，卻對美國示威者的困境冷眼旁觀，甚至為鎮壓叫好，那麼所謂「爭取自由」就只是選擇性正義。 三、將移民和貧困者當作替罪羔羊，是錯置焦點 當部分華人說：「這些人是幫派份子、吸毒者，搞壞治安」、「他們搶工作、推高房價」，這些說法其實與19世紀排華法案的語言如出一轍。 當年華人被指「不守法」、「拉低工資」、「破壞社會秩序」，今天這些語言轉向了其他移民和弱勢群體。 但真正推高房價的，是資本炒作與土地政策失衡；真正壓低工資的，是對勞工缺乏保障與剝削。將社會結構問題歸咎於無證工人或街頭示威者，只是用偏見去逃避真相。 四、川普的「反共」言論，不能掩飾其危險政策 有些華人將川普視為反共英雄，甚至為他的一切辯護。但事實上，他的政治操作充滿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對媒體與司法的不尊重。他曾稱白人至上主義者為「很好的人」、強迫移民家庭分離、鼓動國會暴動。他的言論和行動，與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格格不入。 若只因他口頭上「反中」就將其奉為自由守護者，那不僅是邏輯錯亂，更是將「反共」當成盲從的偶像崇拜，而非原則的堅守。 五、民主不是選邊站，而是堅持常理與良知 真正的民主，不是盲目選邊，不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民主的核心，是批判性思考、制度問責、多元共存與人性尊嚴。 當有人說：「你反對川普，就是親共」、「你支持洛杉磯示威者，就是亂港派」，這些話不過是將人分類，將思想簡化，並將理性討論關進牢籠。 是非，不該以陣營來判斷，而該以原則來檢驗：– 是否尊重人權？– 是否保障弱勢？– 是否促進公義？– 是否讓社會走向和平與尊重？ 六、反共不應成為擁抱父權與歧視的遮羞布 不少所謂「保守價值」的擁護者，在反共的旗幟下，也推動了恐同、反同、反墮胎、反性別平權的議程。他們想重建的，是一個父權支配的社會：女人回家、男人主導、同性戀是病、性少數該被沉默。 當華人社群支持這樣的政客，只因其聲稱「反共」，是否忽略了他們正在剝奪他人活得自由和被尊重的權利？ 曾經為自由奮鬥的港人與華人，是否也願意為LGBTQ+的自由、女性的選擇、性別的平等站出來？若自由只為自己爭取，那不是真自由，而是自我中心的特權。 七、選擇與壓迫同行，還是與真理同行？ 身為曾在移民歷史中承受過排斥與歧視的華人社群，今天是否還記得：當年「他們」怎樣看「我們」？ 如果曾經我們因為種族而被貶低，今天我們又怎能理直氣壯地貶低他人？如果我們因自由之名而起來發聲，今天又怎能嘲笑別人追求自由的努力？ 真正的自由與公義，是一種願意為所有人的尊嚴發聲的勇氣，是即使自己站在安全的地方，也願意為邊緣群體挺身而出的誠實。 結語：別讓反共變成遮蓋極端與不義的口號 我們需要反思：反共是否已被一些人用來掩飾他們恐同、厭女、排外與仇恨的真正面目？反對川普或某些極端政客，是否就等於背叛民主？ 不是的。真正的民主與自由，不是緊抱一個「反共偶像」，也不是跟著強人喊口號，而是願意用常理、良知、愛與正義來看待每一個議題與每一個人。 若我們不能為他人的權利發聲，終將失去為自己發聲的機會。願我們不再靠恐懼與仇恨劃界，而是靠理解與尊重同行。

「盲人摸象」的故事，我們耳熟能詳。一群盲人各憑觸覺描述大象，結果南轅北轍，爭論不休。這則寓言常被用來提醒我們，別只看見局部，而忽略了全局。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作為一個牧師，在與許多人交流時，卻常常發現一個更為弔詭的現象：人們不僅容易只看見他人是「盲人」，更難以察覺自己其實也身處其中，只是摸到了大象不同的、卻自認為是「全貌」的部位。 這種現象不只存在於個人層面，更在當今許多複雜的社會議題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這些議題中，很少有所謂的「全貌」能夠被單一視角完全掌握。每一個群體、每一位個體，都像故事中的盲人一樣，只觸摸到了問題的不同側面： 政治立場的分歧：左派關注公平、社會福利，或許摸到了大象的「身軀」；右派強調自由、市場效率，可能摸到了大象的「腿」。雙方都認為自己摸到的才是核心，導致政策辯論常常流於各自表述，難以形成共識。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拉鋸：環保人士從生態永續的角度出發，看到的是環境脆弱的「象鼻」；而企業界則從經濟成長和就業機會的角度，摸到了強勁的「象牙」。各自的「真理」都無可厚非，卻常常在決策時產生激烈的衝突。 世代間的觀念差異：年輕世代對科技、個人自由的理解，與老一輩對傳統、穩定價值的堅持，也像在摸大象的不同部位。雙方都以自身經驗為基準，難以理解對方的優先順序與考量。 而對於一些特別敏感且涉及個人生命經驗的核心議題，例如藥物成癮、心理精神健康、無家者問題、性別認同和性取向，甚至對於宗教信仰本身，這種「盲人摸象」的困境更是顯著。 當我們面對藥物成癮或無家者，有人可能只看到「咎由自取」的表象，而另一些人則看見背後的創傷與結構性困境；當我們談論心理精神健康，有人可能視其為「意志薄弱」，而另一些人則從科學或內在掙扎理解；在性別認同和性取向的討論中，傳統觀念與個體生命經驗的多元展現，往往造成巨大的認知鴻溝。即使是宗教信仰內部，對真理的不同詮釋，也常讓我們只看見自己所「摸到」的真理面向，而忽略了信仰深層的普世價值與超越性。 這些衝突的根源，往往不是因為某一方「錯了」，而是因為大家所立足的經驗和視角不同。每個人都從自己的專業背景、生活經歷、價值觀出發，形成對議題的獨特理解。這種理解是真實的，卻也是片面的。當這些「部分真相」被無限放大，甚至被誤認為是「全部真相」時，就會形成難以逾越的隔閡，阻礙對話和真正的理解。 那麼，我們該如何從這場無休止的「誰才是盲人」的爭論中抽離出來呢？ 真正的智慧，或許並非來自於對大象某個部分的極致瞭解，而是來自於承認自己也有盲點，並願意去整合不同的視角。這意味著： 放下自我中心的視角： 認識到任何個人經驗或專業知識，都只是真理光譜中的一束光。沒有人能獨立擁有全貌。 培養開放與好奇的心： 聆聽不同的聲音，不急於評判或反駁。去理解對方為何會這樣看，他們所依據的又是什麼。 學習連結與整合： 嘗試將不同人所描述的「大象的部分」拼湊起來。或許，那位說大象像牆的人，是觸摸到了牠的身體；而說大象像繩子的人，是摸到了牠的尾巴。當所有碎片被擺在一起，大象的真實輪廓才逐漸清晰。 擁抱真理的超越性： 對於有信仰的人而言，我們相信真理是超越人類有限理解的。專業知識固然重要，但它始終指向更高、更深的奧秘。 作為牧師，我的盼望是，我們都能更頻繁地踏出自己的「舒適區」，去聆聽那些與我們不同，甚至看似矛盾的聲音。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從「摸到象牙的盲人」，轉變為那個願意集合眾人智慧，最終描繪出大象全貌的「智者」。 在您所關心的社會議題中，是否也曾遇到這種「盲人摸象」的困境？您認為我們該如何鼓勵更多人，放下自我的「部分真理」，來共同尋求更全面的理解呢？

自從喬治・佛洛伊德於2020年5月被警察壓頸致死以來，許多來自右翼，尤其是唐納德・川普的支持者，便持續試圖將公眾的注意力從這起殘酷事件上移開。他們不願面對一名男子在街頭被警察以膝蓋壓頸超過九分鐘致死的事實，反而選擇不斷揭露佛洛伊德的過去。他們提起他的犯罪紀錄、成癮歷史與生活困境，並非出於追求真相或理解，而是為了削弱這場因他的死而掀起的社會良知覺醒。 這些言論的目標不單是佛洛伊德個人，更是整體針對「黑人生命珍貴」運動、民主黨，以及所有爭取種族平等與警察改革的呼聲。他們試圖傳達這樣的訊息：「佛洛伊德不是英雄」、「他是罪犯」、「他吸毒」，因此整個運動都站不住腳。他們將左派描繪成為罪犯辯護的陣營，把社會正義化為政治鬧劇。 這種策略並不新鮮。歷史上早有無數例子，當權者在面對社會不公時，選擇的不是悔改與改變，而是抹黑受害者。只要可以讓大眾懷疑抗議者的正當性，就能讓原有的體制繼續維持不變。與其反思制度性暴力，他們寧願說：「看，他不是個好人，他活該。」 但正義不應也不能建基於一個人是否完美。正義的核心是，一個人是否遭遇了不該發生的事。佛洛伊德的過去，無論是犯罪紀錄還是毒癮，並不構成他該死的理由。他的生命仍然有價值，他的死亡仍然是一場悲劇。他的成癮，讓他與數百萬個在沉默中掙扎的人一樣，是我們社會中最需要關懷與醫治的一群人，而非被羞辱與拋棄。 這些人格攻擊的聲音，往往來自於同樣拒絕承認系統性種族歧視的人。他們高喊「法律與秩序」，卻對警察濫權視而不見。他們為白人至上暴力開脫，卻對黑人社群的痛苦指責為炒作。他們將和平示威者描繪成暴民，將改革之聲妖魔化，將關於平等與公義的對話打成左派陰謀。 喬治・佛洛伊德不是因為他的一生無可挑剔才成為象徵，而是因為他被剝奪生命的那一幕如此令人痛心與震驚。他臨終的呼喊「我不能呼吸」，成了無數被社會壓迫者的共同吶喊。他的死亡揭露了長久存在的結構性壓迫，也讓人們不再能視而不見。 我們不能讓對他個人的攻擊模糊了整體的焦點。那些將他描繪為「活該」的人，其實是在說某些人的命可以被剝奪，只因為他們曾經犯錯，只因為他們掙扎於人生的黑暗。這樣的社會邏輯不僅危險，更是違背人性與公義的。 事實是：喬治・佛洛伊德的生命是有價值的。他的死亡不該被合理化。他所引發的社會運動，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公民覺醒之一。他提醒我們，公義不能是有條件的，不能只屬於富有、清白或社會期待中的「好人」。公義也必須為那些曾經跌倒、掙扎、但仍渴望被看見與尊重的人而發聲。「黑人生命珍貴」不是在說黑人比其他人更重要，而是在一個黑人生命長期被忽視與貶低的世界中，呼喊出他們也同樣重要。他們的生命同樣值得尊重與保護。 我們也要在此誠懇地提醒那些在社群媒體上轉發、附和或支持這些抹黑佛洛伊德言論的華人朋友：作為亞裔、作為華人，我們在北美的歷史與處境，也不曾脫離種族歧視的影響。疫情期間，多少亞裔長者被攻擊，多少華人被排擠、被污名化？這些經驗，難道不正與黑人社群長年面對的歧視息息相關？ 當我們在面對自己被歧視時要求尊重與公義，我們也要問自己：在別人受苦時，我們是否願意站在他們身邊？如果我們在自己受傷時呼喊平等，卻在他人受害時選擇譏諷與冷漠，那我們就失去了公義的立場與靈魂。 我們不能被所謂「模範少數族裔」的虛假榮耀所迷惑。那不是我們的安全網，更不是我們的歸屬。我們真正的力量與尊嚴，在於願意與其他被邊緣化的人同行。支持黑人生命珍貴，不是出於政治立場，而是出於人性與信仰的呼召。這是一場關乎所有人的正義之路。 願我們成為那群勇敢的人，不為權勢說話，只為真理與公義發聲。

現今是一個以情緒回應、被情緒操控的年代。社交媒體的演算法鼓勵快速反應，新聞標題越煽情越吸睛，政治言論越極端越能激起群眾共鳴。我們似乎越來越習慣以「感覺」來代替思考，以「立場」來回應真相，以「我們的情緒」來決定「應不應該存在的觀點」。 這樣的情緒文化並非自然生成，而是經過有意設計和放大的。政治人物懂得利用恐懼、憤怒與不安來激發群眾支持，掩蓋政策的空洞或失敗；商業廣告善於操作人們的不安與渴望，用「你還不夠好」的訊息推銷產品與服務；而各種自媒體KOL則為了點閱率與粉絲流量，不斷拋出挑釁、煽情、甚至對立的內容。他們製作的短片並沒有足夠時間呈現事件的全貌，而是根據自身的動機進行剪輯與合成，刻意放大特定片段，製造戲劇張力，引發情緒反應，進而操控觀眾的立場與行動。 這些短影音往往只給人一瞥即斷的感覺，卻掩蓋了複雜的事實與多元的視角。在這樣的資訊氛圍下，我們不知不覺被帶往一個又一個「情緒戰場」，人與人之間不再討論是非，而是在情緒高漲中互相攻擊、貼標籤，最終破壞了公共對話的可能。 心理學早已指出，情緒、認知與行為是相互影響、彼此交織的。當我們的情緒被操控，認知就容易扭曲，使我們對世界與他人產生偏差的理解，進而導致極端甚至破壞性的行為。而這，正是那些操控者所希望的結果——一個不再冷靜思考、只憑情緒反應的群眾。 但反過來說，當我們擁有較為客觀與清晰的認知，我們的情緒便不易被挑動，我們的行為也更能保有節制與理性。這正說明了：現在不僅是情緒戰的時代，更是一場無聲的認知戰。操控人心者不需直接命令人們怎麼行動，他們只需影響人們「怎麼看事情」，自然就能改變人們「怎麼感受」與「怎麼回應」。 那麼，我們要如何才能培養出較為客觀、理性、符合事實的認知呢？ 首先，我們需要練習暫停與自我覺察。當我們看到一則讓人震驚或憤怒的訊息，不要馬上反應，而是先問：「這是真的嗎？有沒有其他版本？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 其次，我們要主動接觸多元觀點。不要只看立場一致的內容，而是學習聆聽不同背景、不同立場的聲音，了解他們的關懷與脈絡。 第三，我們需要培養批判性思維能力：辨別訊息的出處、動機與推論邏輯，拒絕以偏概全與標籤化的說法。 第四，我們要意識到自身也有認知偏誤：我們都容易掉入確認偏誤、情緒投射、或二分化簡化的陷阱。察覺這些偏誤，是邁向成熟認知的關鍵一步。 最後，我們要建立一種能整合理性與情感的健康思考模式。理性不是冷酷，而是對真理的敬重；情感不是軟弱，而是人性與共鳴的力量。兩者並非對立，而是可以同行。 這不只是個人修養的課題，更是社會文明的基礎。唯有當我們不再被操控於恐懼與仇恨之中，我們才可能一起建構更公平、更有同理心、更願意傾聽的社會。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快的網路，而是更深的對話；不只是更多的資訊，而是更多的反思與理解。 願我們在情緒的洪流中，不失去理性與信仰；在聲浪的競逐中，仍能守住一顆溫柔而堅定的心。

在這個日益撕裂的時代，「常理」、「自由」與「民主」這些原本被視為普世價值的詞語，卻被各方政見所重新定義與操弄。當一個政治領袖聲稱自己「只是說出常理」，我們是否還能分辨，他所說的常理，究竟是理性與事實的展現，還是群眾情緒與權力操作的包裝？ 如今的美國總統川普，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連任後再度當選的總統。他的政治風格從未改變——直接、強烈、反建制。他的語言常常與傳統政治邏輯背道而馳，甚至與事實衝突；但對許多支持者來說，那些語言反而代表一種「真實」、「不做作」、「接地氣」。他所代表的「常理」，不來自專業與科學，而來自身份焦慮與民粹動員。 但這種所謂的「常理政治」背後，實際上是一套精密設計的權力敘事：在野時，他們控訴執政黨是「建制勢力」、「操控國家」、「腐敗墮落」，是民主的破壞者；但當他們自己執政後，卻轉而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前任政府的爛攤子」，宣稱自己「繼承了一個失控的國家」，並以此為由迴避承擔當前責任。 這種雙重標準讓民主制度陷入一種無限輪迴的自我否定：沒有一任政府承認自己需要被監督，沒有一個政黨承擔系統性問題的責任。民主被簡化為一場「誰更會指責對手」的競賽，而不是一場「誰更能承擔未來」的治理過程。 川普的執政與言論風格也深刻反映出這樣的矛盾。他長期攻擊主流媒體如CNN、NBC、The New York Times，稱其為「假新聞」，削弱公眾對新聞的信任。他侮辱並挑戰司法體系，對不利於自己的判決與調查進行人身攻擊，讓法院承受極大政治壓力。他將高等教育機構描繪為「左翼洗腦機器」，貶低學者與研究，縮減支持公共知識的資源。 而一旦出現經濟困難、社會問題或政治混亂，他就將責任指向「前任政府的失誤」，對自己執政期間的問題輕描淡寫，甚至不承認問題的存在。 在加拿大，保守黨領袖 Pierre Poilievre 也展現出類似的語言策略。他高舉言論自由，卻頻繁攻擊CBC等公共媒體；強調人民被「建制壓制」，卻在面對政策細節時以簡化口號取代深入改革。他反覆描述加拿大陷入「災難」，卻鮮少清楚指出如何平衡自由與社會責任，如何在制度內進行真正改變。 更令人擔憂的是，當選舉失利時，這類政治勢力常訴諸分裂性言論，煽動地區不滿。近年來，部分加拿大西部地區在聯邦選舉後再度出現分離主義聲音，將選舉失利解讀為整個制度對他們的背叛，訴諸退出而不是改革。這不是民主的深化，而是民主的逃避。 真正的民主，需要誠實面對制度的困難與自身的責任。它不是「只要我不在台上就是陰謀、是腐敗；只要我回來執政就是拯救、是功臣」的敘事輪迴，而是「我在與不在台上，都願意為公共利益承擔」的政治品格。 今天，我們面臨的不只是左右之爭，而是對公共價值與共同語言的信任危機。當「常理」不再是我們共享的理性基礎，而是變成各自立場的話術；當「民主」不再是一套被普遍信任的制度，而是用來操弄的工具；當「自由」不再是保障多元，而是壓制異己的手段——我們就必須停下來問自己： 我們到底還相信什麼？ 民主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共識，而是一群即使在失望與分歧中，仍願意共存、對話、堅守制度的人。它不是勝利者的獎品，而是所有人共同承擔的責任。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常理、自由與民主，那我們需要的不是分裂與報復，而是誠實與堅持。

最近，本國聯邦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各黨候選人紛紛爭取選民支持，一位候選人在競選活動中公開宣稱：「我們一定要贏得這次選舉！請大家用常理投票，作出明智的選擇。」這句話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不少討論——究竟什麼是「常理」？在當前資訊紛雜、立場分歧的社會裡，「用常理」是否真能指引我們做出最好的選擇？ 何謂「常理」？ 「常理」一詞，乍聽之下很簡單——就是一般人都能理解、接受的道理。但現實是，每個人的成長背景、教育、生活經歷和價值觀不同，「常理」往往因人而異。尤其在今天的社會，所謂「常理」常常被不同政黨、媒體、群體賦予各自的詮釋與立場。有人認為常理就是保守，有人認為常理是進步，有人覺得「常理」其實只是一種話術，用來讓自己支持的意見看起來理所當然。 贏與輸——選舉的另一面 在選舉語言裡，「贏」這個字幾乎成了競選的代名詞。我們聽慣了候選人喊出「我們一定要贏！」，這種語言被社會普遍接納，因為選舉本就是一場競爭——票數多的一方「贏」，少的一方「輸」。然而，這種「贏」與「輸」的框架，不僅僅分出候選人之間的高下，更無形中將支持不同候選人的群體劃分成了對立的兩方。 其實每次選舉結束後，並不只是候選人之間分出勝負，更是在背後支持這個候選人的選民們，也會感受到「贏」或「輸」的情緒。勝選的一方歡慶，失落的一方則可能陷入失望、憤怒，甚至對制度產生懷疑。這種二元對立的文化，讓我們忘記了：無論誰「贏」，真正需要贏的，是整個社會的公義、和諧與福祉。如果一場選舉只能造就一半的「贏家」，另一半的選民感到被排斥、失落，這不是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應有的狀態。 選舉結束後，所有候選人和他們背後的支持者，最終都要回到同一個社區，繼續生活、一起面對未來的挑戰。唯有放下「贏」與「輸」的敵對心態，尋求共識、包容不同，我們的社會才能真正前進。 選舉語言與民粹的邊界 政客鼓勵選民「用常理」投票，看似是一種理性呼籲，但實際上往往也蘊含著情緒操控——彷彿支持對方就不理性、不明智，只要站在自己這邊就是「有常理」。這樣的語言策略不僅容易激化對立，也削弱了理性討論的空間。民主選舉的可貴，在於不同聲音可以被聽見、各種方案都能公開辯論，而不是僅僅以「常理」劃分敵我。 理性、共識與公共利益 在社會急速變遷、意見分歧的當下，「用常理」應該超越口號，更應是我們集體追尋真相、尊重不同、尋求共識的態度。理性投票，不是只依靠一時的情緒、口號、或片面的資訊，而是要多角度認識問題，細心聆聽不同意見，從中思考何者最符合公共利益、何者能讓社會更加公義、包容與可持續。 教會與社區的角色 作為一名牧者，我相信信仰社群也有責任提醒大家：我們不單為自己投票，更是為整個社區的未來、弱勢的聲音、下一代的福祉而投票。基督信仰提醒我們「愛人如己」，呼籲我們以憐憫、公義、謙卑的心參與公共事務。選舉不是「贏輸」的戰場，而是實踐信仰、關懷鄰舍、建構共融社會的平台。 讓「贏」成為全社會的共好 我們需要反思，能否在激烈的選舉競爭中，重新想像「贏」的意義？也許真正的「贏」，不是某一方的全面勝利，而是全社會能夠更理解彼此、在多元中共處、在對話中成長。選舉之後，唯有以包容、謙卑和對話來治癒分歧，才能讓「贏」不再只屬於一小撮人，而是屬於我們每一位公民。 結語：用心、用理性，走過極化時代 在選舉中，讓我們提醒自己——「常理」不只是個人口號，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願我們每一位選民都能用心、用理性，超越分化與偏見，作出負責任且有遠見的抉擇。這不僅是對社會的承諾，也是對信仰、對良知的回應。 願上主賜我們明辨是非的心，也賜給本國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Riverview醫院，最初被稱為「心靈醫院」（The Hospital for the Mind），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卑詩省心理衛生照護的重要據點。這所位於高貴林的醫院於1913年開幕，數十年來成為加拿大最大的精神科醫院之一。Riverview曾服務過成千上萬的患者，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提供治療和長期照護，在當時資源極為有限的年代發揮了關鍵作用。 然而，在20世紀後半葉，心理衛生照護的格局開始轉變。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態度逐漸改變，「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運動於全球興起，強調應將患者從大型、與社會隔離的醫療機構中帶回社區，融入社會、重拾尊嚴，並獲得更貼近生活的支援。專家和決策者越來越相信，與其讓患者在龐大封閉的機構內接受治療，不如讓他們在社區獲得個人化、整全的關懷，這樣更有助於復元和生活重建。 也正因如此，Riverview醫院的關閉成為大趨勢之下的產物。這是一個長期且漸進的過程。隨著政府資源和政策調整，醫院各病房陸續關閉，患者被分批轉往其他設施，直至2012年7月最後一批患者遷出，為卑詩省精神衛生照護史寫下新的一頁。 「去機構化」的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雖然「去機構化」的初衷是善意的，但現實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重大落差。許多患者在「被進入社區」後，並未獲得足夠的後續照護和社會支援。他們中有些人難以適應日常生活，無法獲得穩定的心理健康、醫療和社區服務，最終流落街頭，成為無家者。有些人甚至陷入吸毒、酗酒等行為，藉此逃避現實與情緒的痛苦。 更嚴重的是，許多病患的家屬也常常無力承擔長期照顧的重擔。有些家庭因經濟、情感或知識上的限制，根本無法給予足夠的支持，甚至在壓力下選擇放棄或遺棄病人。對精神病患者來說，失去家庭支援後，要在陌生且競爭激烈的社會中尋找生存空間和工作機會更是困難重重，不僅難以自立，還容易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這些現象說明，僅僅把人「送回社區」並不足夠，沒有完善的後續支援和資源分配，反而可能讓這些弱勢者面臨更大的孤立與風險。因此，Riverview的關閉雖然標誌著一個照護時代的結束，但同時也暴露了本省心理衛生體系的不足與社區支援的匱乏。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是公眾、政策制定者與服務機構討論的焦點之一。 與今日吸毒和無家可歸問題的連結 觀察當下的溫哥華地區，我們會發現無家者和吸毒問題愈發嚴峻，街頭流浪者人數屢創新高，與精神健康息息相關的藥物濫用、過量死亡事件層出不窮。事實上，今日溫哥華所面對的毒品危機與無家可歸問題，與過去去機構化政策的不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許多原本需要長期支持的精神病患者，在社區中缺乏持續照護，無法獨立生活，最終流落街頭。他們在無助之下，常常尋求藥物或酒精來麻醉自己，形成今日市區中毒品氾濫、無家可歸和公共衛生危機的結構性根源之一。 今天，溫哥華市中心東端（DTES）成為全國最集中的貧困和無家者聚集地，這不僅是一個城市的問題，也是社會照護與政策的警號。每一個倒在街頭、依靠毒品和臨時庇護所求生的人，背後都折射出我們系統的失靈和社會安全網的破洞。這些人並非「自願選擇」這樣的生活，而是被遺忘於政策邊緣，失去了本該屬於他們的基本支援與尊嚴。 新的篇章：紅魚身心健康與成癮治療中心的成立 醫院關閉後，省政府意識到心理衛生服務的需求不減反增。Riverview的歷史用地並未荒廢，2021年，「紅魚身心健康與成癮治療中心」（Red Fish Healing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在原址開幕。這所全新、設備先進的設施，致力於為有複雜心理健康及藥物使用問題的人士，提供整合、創傷知情的專業照護。這雖然是一項進步，但面對全省甚至全國範圍內的無家可歸和毒品危機，仍需更全面、更有系統的支援和預防策略。 反思與展望：共同為精神健康努力 Riverview醫院的故事，和今天溫哥華的危機，提醒我們：政策的善意必須配合完善的執行與資源分配，才能真正幫助有需要的人。家庭與社會都不能被忽視，否則患者的困境只會被轉移而非解決。無家可歸與吸毒問題，不只是社會治安或公共衛生的挑戰，更是我們共同的倫理責任。 同時，我也深深盼望社區和整個社會能夠更加重視精神健康，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發展。隨著生活壓力增加、家庭結構變遷、社交媒體帶來的新挑戰，愈來愈多青少年在情緒困擾、焦慮、抑鬱等方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需要的不僅是及時的心理健康服務，更需要一個接納與支持的環境，以及家庭、學校、社區之間的協作。 我們要勇敢面對現實，不再讓精神病患和青少年成為制度的犧牲品，更不能讓他們在困境中被社會邊緣化。唯有記取過去的經驗——無論成功還是不足——才能引導我們繼續前行，讓每一位有需要的人都能獲得尊嚴、關懷與希望，這才是社會真正的進步。 讓我們一起努力，為有需要的人發聲，為我們的城市和下一代打造一個更有愛、更健康、更有希望的未來。

我是莫雨晴，一位關心社區，並願意為社區中有需要的人提供心靈輔導的牧師。日前接受《星島日報》的訪問，談到了我為何總是隨身攜帶納洛酮（Narcan）解毒包。對我而言，這不僅是一個應急的醫療工具，更是一種象徵——象徵著同行、關愛與不離不棄的承諾。 我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藥物政策的專家。我所擁有的，只是一顆願意同行的心，一份願意在黑暗中守候的召命。作為一位牧師，我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帝的創造，都有尊嚴、價值和重來的可能。當我帶著納洛酮出門，不是因為我預測誰會倒下，而是因為我不願看到任何一個人因社會的冷漠與偏見而失去生機。 很多人問我：「你不是牧師嗎？你怎麼會參與這種公共衛生的事？」但我認為，信仰若只是留在講台與聖所，而不走入人群，那信仰就是空的。耶穌走入病人中間，走入稅吏與被排擠的人當中，他從不迴避人類的苦難。作為跟隨基督的僕人，我也願意走入那些邊緣、痛苦和掙扎之地。 我知道，在社區中還有很多人對於使用藥物者抱有成見，對「安全注射點」或「減害政策」持批評態度。他們的憂慮我理解，但我更希望我們能從「如何懲罰」的思維，轉向「如何挽救」。減害政策不是縱容，而是承認現實，是在人尚未準備好戒斷時，仍給予他們生存與改變的機會。就像耶穌沒有等人先悔改才醫治，而是先愛他們，然後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 我看到很多使用藥物者背後的故事——那些故事不是從快樂開始，而是從創傷、孤單、被忽略、被誤解開始。當我們只看見他們手中的針筒，而忽略他們心中的傷口，那我們也許就在無意間加深了那道裂痕。相反地，若我們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對話，或許就能幫助他們走出困局。 我也憂心，現時在列治文乃至整個卑詩省，政府的資源和政策重心過度偏向減害，而忽略了其他三大支柱：預防、執法與治療。我們需要有全面而平衡的策略，需要在學校重新推行有效的預防教育，也需要讓社會大眾透過媒體與公眾教育更認識藥物問題的本質和風險。我們也需要有更多關愛與支持，讓治療資源不再遙不可及。 而在減害方面，除了政府的政策與設施外，我們每個人也可以成為資源的一部分。納洛酮解毒包如今免費發放，不只限於專業人員使用。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生命的守門人。但前提是——我們需要學習如何使用它。我鼓勵大家參與基本的訓練課程，了解何時、如何、安全地施用納洛酮。因為當我們知道怎麼使用它時，我們手中的不只是解藥，更是一個人能繼續活著的機會。 我隨身帶著納洛酮，是因為我不願意冷眼旁觀。我也知道，它未必每次都能救回一條命，但它提醒我，無論在哪裡、在什麼身份之下，我始終是一位同行者，一位願意看見與傾聽的人。我不只是牧師，更是一個信仰實踐者，一個社區裡的一份子。 或許你會說：「我幫不了什麼，我不是專家。」但你能關心、你能聆聽、你能站在某人的身旁。你可以選擇不轉身離開，而是問一句：「你還好嗎？」那份同行的力量，有時比你想像的更能帶來希望。 願我們在這個複雜又破碎的世界中，不是選擇責怪和推卸，而是選擇一起承擔、一起走過。因為我們都可能是那個需要被救贖的人，也都可以是那位拿著解毒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