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關

Michael Ma 從保守黨轉投自由黨，引發了不少爭議與情緒反應。而這份張力本身，其實值得我們停下來細看。政黨轉換往往不只是個人的選擇，它常常反映出更深層的政治變化——包括政黨文化的轉向、意識形態邊界的收縮，以及一些人逐漸發現自己已不再被原來的政治陣營所容納。 在加拿大，政黨本來就是由不同立場與價值的人組成的廣泛聯盟，而非鐵板一塊的意識形態部落。有人會把這次轉換理解為一種良心的選擇，是對自身價值的重新對齊；也有人會認為這是政治算計，甚至機會主義。這些解讀都可能存在。但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政黨標籤本身，而是這個人的立場與行動，是否在時間中呈現出一致性與誠信。 同時，這樣的轉換也不可避免地引發另一個問題：被離開的政黨本身發生了什麼改變？政治的帳篷是否變得更窄了？語言、取態或內部文化是否已不再容許某些聲音存在？這些都不是針對個人的指控，而是民主社會中對政黨生態應有的公共檢視。 然而，若要誠實面對今次風波，我們不能忽略一個更早、也更關鍵的背景——候選人本身是如何產生的。 在 Markham–Unionville 選區，保守黨中央抽離了在該區經營多年的鄭敬基，並沒有進行正常的黨內提名大會，而是直接委任 Michael Ma 成為候選人。地方黨員與基層支持者，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沒有實質參與。這不是單純的策略安排，而是一個民主程序被繞過的問題。 若候選人並非透過開放、公平、由基層參與的機制產生，那麼當其後出現政治爭議時，把所有責任與道德壓力集中在個人身上，本身就是一種錯置焦點。 爭議並未止於討論。一份要求 Michael Ma 辭職的請願隨之出現。對於曾經支持他、並期待他代表保守黨立場的選民而言，失望甚至憤怒並不難理解。請願與抗議，本身也是民主制度中合法的表達方式。 但我們仍必須分清「問責」與「懲罰」之間的界線。辭職，應當是針對嚴重的道德失當、濫權或重大失信行為，而不是單純因為政黨轉換。政黨立場的改變，或許值得被質疑、被追問、被要求解釋，但它本身並不等同於道德上的錯誤。 這裡也有一段值得被認真回望的歷史對照。過往亦曾出現自由黨議員轉投保守黨的情況，而當時自由黨方面的反應，並沒有演變成大規模的道德譴責或要求辭職。相反，保守黨領袖甚至公開稱讚轉投者「有勇氣」，將之理解為良心抉擇，而非背叛。 這段歷史對照，令今次事件更值得反思。既然在過往，政黨轉換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政治判斷與價值選擇，那麼為何到了今天，當方向相反時，卻被視為不可饒恕的行為？如果原則會隨立場而改變，那麼被動搖的，其實不是個人，而是我們對民主與公平的理解。 如果每一次政治立場的轉移，都立即被要求下台，那麼公共政治將不再是一個容許反思與成長的空間，而是一個由恐懼主導的場域。民意代表可能因此被迫死守標籤，而非誠實面對自身立場的轉變，或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事選民。 更深層的民主問題在於：誰擁有判定一位民意代表去留的最終權力？在代議民主中，這個權力屬於選民，並且是在選舉中行使，而不是由一時情緒所推動的請願來決定。公共壓力可以、也應該要求解釋、透明與對話，但最終的裁決，仍然應該留給選票。 Michael Ma 確實欠公眾一個清楚的交代——為何作出這個決定？這是否與他一貫的價值一致？這樣的轉變，將如何影響他日後的公共角色與行動？透明，是在分歧中重建信任的橋樑；沉默，只會擴大裂痕。 或許，這正是一個提醒我們放慢腳步的時刻。與其急於問「他是否應該辭職」，不如先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希望建構一種怎樣的政治文化？是一種只在對自己有利時才高舉原則的文化，還是一種容許分歧、改變與問責，卻不急於清算的公共空間？ 在高度極化的時代，政黨轉換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它打破了政治身份必須固定不變的想像。然而，民主或許正是在這些不安之中提醒我們：政黨不應成為永久的身份，而只是公共服務的工具；真正需要被忠誠對待的，始終是人民，而不是標籤。

最近在華人社區中，我愈來愈常聽到一些說法，讓人感到困惑，也值得深思。一方面，有人把穆斯林移民與恐怖主義、罪案掛鈎，彷彿「穆斯林」本身就代表危險與不安。另一方面，也有基督徒以宗教語言形容穆斯林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這些說法看似來自不同立場，卻有一個共通點：穆斯林很少被當作具體的人來看待，而只是被簡化成某種符號。 更耐人尋味的是，當議題轉向反對同性戀權益時，這些同樣的人卻會主動尋求與穆斯林合作，形成所謂「共同守護家庭價值」的陣線。原本被視為威脅、他者，甚至「迷失者」的穆斯林，忽然成了可以並肩作戰的盟友。宗教差異、文化衝突、甚至先前的恐懼敘事，在這一刻似乎都不再重要。 這種邏輯，其實讓人想起華人自己的歷史。當年在北美社會，華人曾被形容為「男盜女娼」，被描繪成骯髒、犯罪、道德敗壞的群體。理由並不複雜：因為在唐人街裡，確實有人涉足黑幫、賭博、妓院。但我們會因此就說整個華人社群都是男盜女娼嗎？我們會不會反問，這些現象背後，是否與排華政策、結構性貧窮、被迫集中居住的歷史處境有關？為什麼少數人的行為，最後卻被用來定義整個族群？ 如果我們願意更誠實一點，也必須承認，在今天的加拿大，確實有不少華人涉足販毒、地下經濟，甚至成為毒品供應鏈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不舒服的事實，但它並不新鮮，也不只屬於某一個族群。然而，我們會不會因此就接受一種說法，把加拿大嚴重的濫藥危機歸咎於「華人文化」或「華人本質」？我們會不會容許媒體或政客說，因為有華人販毒，所以華人社群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 我們當然不會。因為我們清楚知道，濫藥問題從來不是某一個族群造成的，而是與需求、貧窮、創傷、心理健康、政策失誤、全球資本與黑市結構緊密交織在一起。個別華人參與其中，應該依法處理，但那並不能、也不應該，被用來標籤整個華人社群，更不能成為轉移制度責任的藉口。 最近發生在澳洲 Bondi Beach 的槍擊事件，也再次提醒我們，現實往往比標籤複雜得多。事後有報導指出，涉案的槍手是一對來自南亞背景的穆斯林父子。然而，在混亂與危險之中，挺身而出、試圖阻止他們、並因此受傷的，同樣是一位來自南亞背景的人。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足以拆解「某個族群等於暴力」的粗糙推論。 如果我們只選擇記住施暴者的身份，而刻意忽略同一社群中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去阻止暴力，那麼問題其實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我們選擇如何敘述。這種選擇性記憶與敘事，只會製造恐懼，卻無助於理解，也無助於公共安全。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今天有些華人，卻不自覺地用同一套邏輯去看待穆斯林。因為有極端分子，就把整個穆斯林社群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因為媒體報導個別罪案，就推論一整個信仰群體本質上具有危險性。當年我們為被一概而論而感到憤怒，為被去人化而努力爭取尊嚴，如今卻複製了同樣的敘事方式，這本身就值得深刻反省。 最近，當華人保守派討論聯邦政府有關仇恨言論的立法時，這種矛盾再次浮現。有人開始強調這些法例「有損宗教自由」，並把聖經與可蘭經、基督徒與穆斯林綁在一起，塑造成一個「所有宗教都正受威脅」的局面。這樣的說法表面上看似包容，實際上卻令人不安，因為這種結盟往往不是出於真正的跨宗教理解，而是策略性的動員。 這裡的關鍵問題不是宗教之間是否可以合作，而是合作的基礎是什麼。如果穆斯林只在「有用」的時候才被視為夥伴，在「無用」甚至「阻礙」時就被妖魔化或貶低，那這並不是尊重，而是工具化。這樣的態度，並沒有真正看見穆斯林作為鄰舍、作為公民、作為有內在多樣性的人。 同樣值得反思的，是「宗教自由」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宗教自由是否只是意味著可以繼續說自己想說的話，而不需要承擔任何社會後果？還是它同時也包括他人免於被去人化、被煽動仇恨、被系統性標籤的自由？當宗教自由只在保護自己時才被高舉，它的道德力量其實正在被削弱。 這些現象背後，或許反映的是一種更深層的焦慮：對社會快速轉變的恐懼，對失去文化或道德主導地位的恐懼，對「我們正在變成少數」的恐懼。當恐懼成為出發點，他者就很容易被簡化、被利用、被重新包裝，以服務某一個當下的政治或文化需要。 也許我們真正需要問的不是「穆斯林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在不同處境中，一貫地把他人當作有尊嚴的鄰舍，而不是策略上的資源」。如果我們不能誠實面對自己在公共論述中的矛盾，那麼再多的道德語言，也只會顯得空洞而失去說服力。 在一個多元社會裡，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合作本身，而是能否在不一致、甚至不舒服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基本的尊重與誠實。這或許才是我們今天最需要學習的功課。

在許多人眼中，牧養的場域似乎自然被限定在教堂的四堵牆內：禮拜、講道、祈禱和宗教熱誠。然而，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牧養的呼召遠遠不止於此。牧養不是維繫靈性儀式的工作，也不是照顧中產階級脆弱心靈的舒適服務；它更是一種臨在，是一種願意走出去的陪伴。 真正的牧養力量在於敢於進入公共空間，走入街頭、社區中心、學校、市政廳甚至人們日常生活的角落。這些地方充滿張力、差異與複雜，但也是真實生活的現場。當牧養進入其中，它便不再只是教堂內的宗教語言，而是一種公共關懷。在食物、住房、文化、藝術、正義、心理健康與包容等議題上，信仰的生命力能夠被具體地展現。 「不止關心中產的內心玻璃」這句話一直提醒我，牧養必須觸及弱勢、邊緣和被忽略的人群。牧養不是一種宗教消費品，不是為靈性舒適而提供的服務，而是陪伴與同行的姿態。它要走向破碎之處臨在，在孤單之中與人同行，在被排拒的角落裡帶來尊嚴與希望。這種牧養不再只是等候人走進教堂，而是帶著教會的心走出去，與他們一起站在真實的生活面前。 牧養的核心是故事。當我們走入社區，與人分享餐桌，聆聽生命故事，牧養便從「宗教消費」轉化為「公共參與」。生活中的真實故事不僅改變我們自己的眼光，也改變公共的敘事。它讓社會看見被忽略的處境，讓人們重新理解信仰在公共領域的意義，讓教會重新獲得可信度，成為社區在需要與困難中可倚靠的臨在。 牧養不只是教堂內的宗教活動，而是一種公共的愛與陪伴。它呼召我們走出四堵牆，走入社區，走向那些被忽略、受苦和需要支持的人群。這樣的牧養才能真正展現信仰的力量，不靠宗教熱誠的展演，而靠真實、溫柔與有分量的公共臨在，在生活中同行，在真實世界中活出愛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