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正在複製，曾經傷害過我們的邏輯？- 從「男盜女娼」到穆斯林標籤，一段需要被記住的集體反省
最近在華人社區中，我愈來愈常聽到一些說法，讓人感到困惑，也值得深思。一方面，有人把穆斯林移民與恐怖主義、罪案掛鈎，彷彿「穆斯林」本身就代表危險與不安。另一方面，也有基督徒以宗教語言形容穆斯林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這些說法看似來自不同立場，卻有一個共通點：穆斯林很少被當作具體的人來看待，而只是被簡化成某種符號。
更耐人尋味的是，當議題轉向反對同性戀權益時，這些同樣的人卻會主動尋求與穆斯林合作，形成所謂「共同守護家庭價值」的陣線。原本被視為威脅、他者，甚至「迷失者」的穆斯林，忽然成了可以並肩作戰的盟友。宗教差異、文化衝突、甚至先前的恐懼敘事，在這一刻似乎都不再重要。
這種邏輯，其實讓人想起華人自己的歷史。當年在北美社會，華人曾被形容為「男盜女娼」，被描繪成骯髒、犯罪、道德敗壞的群體。理由並不複雜：因為在唐人街裡，確實有人涉足黑幫、賭博、妓院。但我們會因此就說整個華人社群都是男盜女娼嗎？我們會不會反問，這些現象背後，是否與排華政策、結構性貧窮、被迫集中居住的歷史處境有關？為什麼少數人的行為，最後卻被用來定義整個族群？
如果我們願意更誠實一點，也必須承認，在今天的加拿大，確實有不少華人涉足販毒、地下經濟，甚至成為毒品供應鏈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不舒服的事實，但它並不新鮮，也不只屬於某一個族群。然而，我們會不會因此就接受一種說法，把加拿大嚴重的濫藥危機歸咎於「華人文化」或「華人本質」？我們會不會容許媒體或政客說，因為有華人販毒，所以華人社群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
我們當然不會。因為我們清楚知道，濫藥問題從來不是某一個族群造成的，而是與需求、貧窮、創傷、心理健康、政策失誤、全球資本與黑市結構緊密交織在一起。個別華人參與其中，應該依法處理，但那並不能、也不應該，被用來標籤整個華人社群，更不能成為轉移制度責任的藉口。
最近發生在澳洲 Bondi Beach 的槍擊事件，也再次提醒我們，現實往往比標籤複雜得多。事後有報導指出，涉案的槍手是一對來自南亞背景的穆斯林父子。然而，在混亂與危險之中，挺身而出、試圖阻止他們、並因此受傷的，同樣是一位來自南亞背景的人。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足以拆解「某個族群等於暴力」的粗糙推論。
如果我們只選擇記住施暴者的身份，而刻意忽略同一社群中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去阻止暴力，那麼問題其實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我們選擇如何敘述。這種選擇性記憶與敘事，只會製造恐懼，卻無助於理解，也無助於公共安全。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今天有些華人，卻不自覺地用同一套邏輯去看待穆斯林。因為有極端分子，就把整個穆斯林社群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因為媒體報導個別罪案，就推論一整個信仰群體本質上具有危險性。當年我們為被一概而論而感到憤怒，為被去人化而努力爭取尊嚴，如今卻複製了同樣的敘事方式，這本身就值得深刻反省。
最近，當華人保守派討論聯邦政府有關仇恨言論的立法時，這種矛盾再次浮現。有人開始強調這些法例「有損宗教自由」，並把聖經與可蘭經、基督徒與穆斯林綁在一起，塑造成一個「所有宗教都正受威脅」的局面。這樣的說法表面上看似包容，實際上卻令人不安，因為這種結盟往往不是出於真正的跨宗教理解，而是策略性的動員。
這裡的關鍵問題不是宗教之間是否可以合作，而是合作的基礎是什麼。如果穆斯林只在「有用」的時候才被視為夥伴，在「無用」甚至「阻礙」時就被妖魔化或貶低，那這並不是尊重，而是工具化。這樣的態度，並沒有真正看見穆斯林作為鄰舍、作為公民、作為有內在多樣性的人。
同樣值得反思的，是「宗教自由」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宗教自由是否只是意味著可以繼續說自己想說的話，而不需要承擔任何社會後果？還是它同時也包括他人免於被去人化、被煽動仇恨、被系統性標籤的自由？當宗教自由只在保護自己時才被高舉，它的道德力量其實正在被削弱。
這些現象背後，或許反映的是一種更深層的焦慮：對社會快速轉變的恐懼，對失去文化或道德主導地位的恐懼，對「我們正在變成少數」的恐懼。當恐懼成為出發點，他者就很容易被簡化、被利用、被重新包裝，以服務某一個當下的政治或文化需要。
也許我們真正需要問的不是「穆斯林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在不同處境中，一貫地把他人當作有尊嚴的鄰舍，而不是策略上的資源」。如果我們不能誠實面對自己在公共論述中的矛盾，那麼再多的道德語言，也只會顯得空洞而失去說服力。
在一個多元社會裡，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合作本身，而是能否在不一致、甚至不舒服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基本的尊重與誠實。這或許才是我們今天最需要學習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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