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往往以不同的面貌重演。當代世界再次面臨極右、極權政治力量對知識、知識分子與法律制度的打壓，這與上世紀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有著驚人的呼應。 毛時代：知識分子的「敵人化」 在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常被視為「資產階級」或「修正主義」的代表。他們被要求「改造思想」，被下放到農村或工廠，甚至遭到批鬥、監禁。那是一個將獨立思考視為威脅的年代。書籍被焚燒，歷史被改寫，法律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知識不再是探索真理的途徑，而是服從權力的工具。 這些政治運動所帶來的，不只是社會層面的混亂，更是無數家庭難以抹去的創傷。筆者的外公就是一位鄉下的教書先生，在那動蕩的年代竟然遭到批鬥。令人痛心的是，參與批鬥的，竟然還有他自己的學生——那些曾受過他幫助、啟蒙的年輕人。更殘酷的是，他的兒女也被迫要求站出來批鬥自己的父親，但他們死命不從。這樣的經歷揭示了當權者如何不僅摧毀了知識與教育，還撕裂了最基本的人倫親情。 特朗普時代：極右的反智與法律的侵蝕 對照今日美國的極右潮流，特別是在特朗普的領導下，我們看到另一種形式的打壓： 害怕被揭穿：打壓的真正原因 為什麼要打壓知識？因為知識會戳破謊言。極權與極右政府往往靠單一的敘事來維持權威，任何來自研究、數據或法律的挑戰，都可能揭露「皇帝的新衣」。知識分子之所以成為打壓的對象，正因為他們代表獨立思考，會揭露真相。 打壓知識，本質上是恐懼的投射：毛時代害怕「修正主義」會顛覆政權，特朗普時代害怕專業知識會證明他錯誤。他們深知，一旦真相被廣泛揭露，謊言與濫權就會原形畢露。 非專業人士指揮專業人士 另一個共通現象是「非專業人士指揮專業人士」。 背後的邏輯很清楚：專業知識代表獨立性，而獨立性對權力來說就是潛在威脅。因此，政權寧可犧牲專業正確，也要維護「政治正確」。 專業與法治：不是否定，而是規範 當然，專業人士中也有人腐敗或失德。這並不稀奇，歷史和現實都有例子。但這正是法治存在的理由。 法治的目的，不是讓權力可以隨意懲治異己，而是保障專業能在規範中發揮作用，並且對濫用職權的人進行追究。專業需要自主性，但同時要在法律和社會監督下運作。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專業本身，而在於缺乏法治和喪失良知。當政權用「專業人士有腐敗」為藉口，來否定整個知識與專業群體時，其實就是在掩蓋真正的目的：徹底消滅獨立思考與制衡力量，好讓權力為所欲為。 「深層政府」的迷思與忠誠政治 在極右語境裡，「深層政府」（deep state）被描繪成一個陰謀式的存在，好像司法官員、外交人員、科學家、軍方專業人士都在暗中與民選領袖作對。然而，這種說法本身就是政治操縱。 事實上，任何政黨執政都有人事安排，用人為親並不稀奇。但今日的極右政治更嚴重之處在於：專業知識被邊緣化，忠誠與恭維成為唯一標準。 當權者寧願提拔沒有專業能力的人，只因為他們不會質疑、不會揭穿。這種「忠誠政治」最終導致專業全面崩壞，法律與制度淪為裝飾，社會失去理性判斷的能力。 相似與不同 毛時代與特朗普時代的相似之處在於： 不同之處在於：毛時代是封閉、全面極權；特朗普時代則發生在民主制度之中，卻被逐步侵蝕。這種「內部崩壞」更具危險性，因為它是在制度內合法化的方式進行。 附和與支持的力量 當然，這些悲劇也不能將責任全歸在毛澤東或特朗普個人身上。沒有群眾的附和與支持，這些事情也不可能發生，更不會釀成如此嚴重的後果。附和與支持的原因不盡相同：有人出於恐懼，有人為了保身，有人渴望利益，有人只是盲目跟隨。但無論理由如何，結果都是一樣的——每個附和與支持的人都在推動悲劇的發生，都要分擔其中的一份責任。 對我們的警示：加拿大要引以為鑒 歷史告訴我們，當知識被壓抑、真理被抹殺、法律被工具化、良知被吞噬時，社會的自由與尊嚴便岌岌可危。毛時代中國的悲劇仍歷歷在目，而今日美國的趨勢提醒我們：即使在民主制度下，若缺乏守護與警醒，自由同樣可能在掌聲與口號中流失。 筆者外公的遭遇提醒我們：這不是抽象的歷史，而是家庭真真切切承受過的痛。這些後果不堪設想，加拿大更要引以為鑒。我們不能天真以為這些事只會發生在別處。若反智與反法治的思潮進入本國政治，我們同樣會失去民主的根基。 有人或許會說這是危言聳聽，也有人選擇不願聆聽。然而，歷史與現實已經給我們足夠的警示。至於聽與不聽，也只能適隨尊便。但請記住：守護知識、守護專業、守護法治與良知，就是守護我們共同的人性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