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關

Riverview醫院，最初被稱為「心靈醫院」（The Hospital for the Mind），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卑詩省心理衛生照護的重要據點。這所位於高貴林的醫院於1913年開幕，數十年來成為加拿大最大的精神科醫院之一。Riverview曾服務過成千上萬的患者，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提供治療和長期照護，在當時資源極為有限的年代發揮了關鍵作用。 然而，在20世紀後半葉，心理衛生照護的格局開始轉變。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態度逐漸改變，「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運動於全球興起，強調應將患者從大型、與社會隔離的醫療機構中帶回社區，融入社會、重拾尊嚴，並獲得更貼近生活的支援。專家和決策者越來越相信，與其讓患者在龐大封閉的機構內接受治療，不如讓他們在社區獲得個人化、整全的關懷，這樣更有助於復元和生活重建。 也正因如此，Riverview醫院的關閉成為大趨勢之下的產物。這是一個長期且漸進的過程。隨著政府資源和政策調整，醫院各病房陸續關閉，患者被分批轉往其他設施，直至2012年7月最後一批患者遷出，為卑詩省精神衛生照護史寫下新的一頁。 「去機構化」的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雖然「去機構化」的初衷是善意的，但現實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重大落差。許多患者在「被進入社區」後，並未獲得足夠的後續照護和社會支援。他們中有些人難以適應日常生活，無法獲得穩定的心理健康、醫療和社區服務，最終流落街頭，成為無家者。有些人甚至陷入吸毒、酗酒等行為，藉此逃避現實與情緒的痛苦。 更嚴重的是，許多病患的家屬也常常無力承擔長期照顧的重擔。有些家庭因經濟、情感或知識上的限制，根本無法給予足夠的支持，甚至在壓力下選擇放棄或遺棄病人。對精神病患者來說，失去家庭支援後，要在陌生且競爭激烈的社會中尋找生存空間和工作機會更是困難重重，不僅難以自立，還容易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這些現象說明，僅僅把人「送回社區」並不足夠，沒有完善的後續支援和資源分配，反而可能讓這些弱勢者面臨更大的孤立與風險。因此，Riverview的關閉雖然標誌著一個照護時代的結束，但同時也暴露了本省心理衛生體系的不足與社區支援的匱乏。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是公眾、政策制定者與服務機構討論的焦點之一。 與今日吸毒和無家可歸問題的連結 觀察當下的溫哥華地區，我們會發現無家者和吸毒問題愈發嚴峻，街頭流浪者人數屢創新高，與精神健康息息相關的藥物濫用、過量死亡事件層出不窮。事實上，今日溫哥華所面對的毒品危機與無家可歸問題，與過去去機構化政策的不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許多原本需要長期支持的精神病患者，在社區中缺乏持續照護，無法獨立生活，最終流落街頭。他們在無助之下，常常尋求藥物或酒精來麻醉自己，形成今日市區中毒品氾濫、無家可歸和公共衛生危機的結構性根源之一。 今天，溫哥華市中心東端（DTES）成為全國最集中的貧困和無家者聚集地，這不僅是一個城市的問題，也是社會照護與政策的警號。每一個倒在街頭、依靠毒品和臨時庇護所求生的人，背後都折射出我們系統的失靈和社會安全網的破洞。這些人並非「自願選擇」這樣的生活，而是被遺忘於政策邊緣，失去了本該屬於他們的基本支援與尊嚴。 新的篇章：紅魚身心健康與成癮治療中心的成立 醫院關閉後，省政府意識到心理衛生服務的需求不減反增。Riverview的歷史用地並未荒廢，2021年，「紅魚身心健康與成癮治療中心」（Red Fish Healing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在原址開幕。這所全新、設備先進的設施，致力於為有複雜心理健康及藥物使用問題的人士，提供整合、創傷知情的專業照護。這雖然是一項進步，但面對全省甚至全國範圍內的無家可歸和毒品危機，仍需更全面、更有系統的支援和預防策略。 反思與展望：共同為精神健康努力 Riverview醫院的故事，和今天溫哥華的危機，提醒我們：政策的善意必須配合完善的執行與資源分配，才能真正幫助有需要的人。家庭與社會都不能被忽視，否則患者的困境只會被轉移而非解決。無家可歸與吸毒問題，不只是社會治安或公共衛生的挑戰，更是我們共同的倫理責任。 同時，我也深深盼望社區和整個社會能夠更加重視精神健康，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發展。隨著生活壓力增加、家庭結構變遷、社交媒體帶來的新挑戰，愈來愈多青少年在情緒困擾、焦慮、抑鬱等方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需要的不僅是及時的心理健康服務，更需要一個接納與支持的環境，以及家庭、學校、社區之間的協作。 我們要勇敢面對現實，不再讓精神病患和青少年成為制度的犧牲品，更不能讓他們在困境中被社會邊緣化。唯有記取過去的經驗——無論成功還是不足——才能引導我們繼續前行，讓每一位有需要的人都能獲得尊嚴、關懷與希望，這才是社會真正的進步。 讓我們一起努力，為有需要的人發聲，為我們的城市和下一代打造一個更有愛、更健康、更有希望的未來。

我是莫雨晴，一位關心社區，並願意為社區中有需要的人提供心靈輔導的牧師。日前接受《星島日報》的訪問，談到了我為何總是隨身攜帶納洛酮（Narcan）解毒包。對我而言，這不僅是一個應急的醫療工具，更是一種象徵——象徵著同行、關愛與不離不棄的承諾。 我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藥物政策的專家。我所擁有的，只是一顆願意同行的心，一份願意在黑暗中守候的召命。作為一位牧師，我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帝的創造，都有尊嚴、價值和重來的可能。當我帶著納洛酮出門，不是因為我預測誰會倒下，而是因為我不願看到任何一個人因社會的冷漠與偏見而失去生機。 很多人問我：「你不是牧師嗎？你怎麼會參與這種公共衛生的事？」但我認為，信仰若只是留在講台與聖所，而不走入人群，那信仰就是空的。耶穌走入病人中間，走入稅吏與被排擠的人當中，他從不迴避人類的苦難。作為跟隨基督的僕人，我也願意走入那些邊緣、痛苦和掙扎之地。 我知道，在社區中還有很多人對於使用藥物者抱有成見，對「安全注射點」或「減害政策」持批評態度。他們的憂慮我理解，但我更希望我們能從「如何懲罰」的思維，轉向「如何挽救」。減害政策不是縱容，而是承認現實，是在人尚未準備好戒斷時，仍給予他們生存與改變的機會。就像耶穌沒有等人先悔改才醫治，而是先愛他們，然後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 我看到很多使用藥物者背後的故事——那些故事不是從快樂開始，而是從創傷、孤單、被忽略、被誤解開始。當我們只看見他們手中的針筒，而忽略他們心中的傷口，那我們也許就在無意間加深了那道裂痕。相反地，若我們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對話，或許就能幫助他們走出困局。 我也憂心，現時在列治文乃至整個卑詩省，政府的資源和政策重心過度偏向減害，而忽略了其他三大支柱：預防、執法與治療。我們需要有全面而平衡的策略，需要在學校重新推行有效的預防教育，也需要讓社會大眾透過媒體與公眾教育更認識藥物問題的本質和風險。我們也需要有更多關愛與支持，讓治療資源不再遙不可及。 而在減害方面，除了政府的政策與設施外，我們每個人也可以成為資源的一部分。納洛酮解毒包如今免費發放，不只限於專業人員使用。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生命的守門人。但前提是——我們需要學習如何使用它。我鼓勵大家參與基本的訓練課程，了解何時、如何、安全地施用納洛酮。因為當我們知道怎麼使用它時，我們手中的不只是解藥，更是一個人能繼續活著的機會。 我隨身帶著納洛酮，是因為我不願意冷眼旁觀。我也知道，它未必每次都能救回一條命，但它提醒我，無論在哪裡、在什麼身份之下，我始終是一位同行者，一位願意看見與傾聽的人。我不只是牧師，更是一個信仰實踐者，一個社區裡的一份子。 或許你會說：「我幫不了什麼，我不是專家。」但你能關心、你能聆聽、你能站在某人的身旁。你可以選擇不轉身離開，而是問一句：「你還好嗎？」那份同行的力量，有時比你想像的更能帶來希望。 願我們在這個複雜又破碎的世界中，不是選擇責怪和推卸，而是選擇一起承擔、一起走過。因為我們都可能是那個需要被救贖的人，也都可以是那位拿著解毒包的人。

—從劉慧倫的真實故事，看華人移民家庭的代溝與親子關係 1989年，年僅18歲的華裔少女劉慧倫（Evelyn Lau）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逃亡者：一個街頭少年的日記》（Runaway: Diary of a Street Kid）。這本書震撼了整個加拿大文壇，也讓人們第一次從一位年輕亞裔女性的筆下，看到一段來自溫哥華街頭的黑暗旅程。 在這本書中，劉慧倫毫不保留地講述了自己14歲離家出走後的生活——流落街頭、吸毒、從事性工作、與成年男子的關係，以及內心的孤獨與掙扎。然而，這不僅是一段街頭少女的告白，更是一封寫給整個移民家庭的深刻控訴。 文化衝擊下的沉默戰場 劉慧倫的故事發生在1980年代，但其中所描繪的親子衝突、文化衝擊與價值落差，至今仍在許多華人移民家庭中重演。 作為第一代移民的父母，他們往往背負著原鄉的記憶與壓力。他們相信教育能翻轉命運，相信紀律能導向成功。他們移民到加拿大，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未來——但這個「更好」的定義，卻未必與孩子內心的渴望一致。 對在西方社會成長的孩子來說，成長不只是成就，更是尋找自我、探索自由與界線的歷程。他們學會表達感受、追尋夢想，也學會質疑權威。而當這些西方價值與傳統華人家庭文化碰撞時，往往引發強烈的衝突與誤解。 正如劉慧倫在書中所說：「她（母親）不懂我的文字，也不想懂我的世界。」這句話不只是個人的遺憾，而是無數移民家庭中青少年的心聲。 親子之間的隔閡與渴望 我們常說親子之間需要「溝通」，但在文化張力與情緒壓力下，溝通往往變成命令與對抗。父母用責備掩飾焦慮，用控制來表達關心；孩子則用沉默、反抗、甚至逃離來爭取空間。 尤其在青少年時期，孩子一方面仍渴望家庭的支持與歸屬，另一方面又強烈要求自主與被認同。他們常常在夾縫中掙扎——在學校是少數族裔，在家裡卻無法做自己。 如果父母無法理解這樣的掙扎，無法提供情感上的支持，那孩子便可能向外尋找歸屬——朋友、網路、戀人，甚至毒品與危險的環境。 如何走向健康的親子關係？ 劉慧倫的故事雖然沉重，但也給我們重要的提醒與啟發。我們不必等到孩子離家出走、家庭撕裂，才學會重新建立關係。我們可以從今天開始，學習這幾件事： 1. 從「說教」走向「對話」 放下權威與控制，用心聽孩子說的每一句話。問他們的感受，而不是只談他們的表現。 2. 讓愛有語言 不只是「為他們好」，而是用語言說出來：「我愛你」、「我想了解你」、「你可以做你自己」。 3. 允許錯誤與探索 孩子需要一個可以跌倒的空間，一個即使選擇不同也仍被愛的家。 4. 父母也要學習與轉化 親職不是只靠經驗，更需要持續的學習與反思。每一位父母也需要處理自己的創傷與價值觀，才能真正放下投射在孩子身上的「理想」。 一封寫給我們的信 《逃亡者》不僅是一部日記體文學作品，更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家庭、文化、與溝通方式中的裂痕。這本書問我們一個問題：當孩子想「被看見」、想「做自己」的時候，我們是否準備好放下成見與恐懼，走進他們的世界？ 多年過去，我們的社會進步了，但家庭裡的沉默與張力仍然存在。劉慧倫當年未被理解的文字，今天是否能成為我們學習理解的開始？ 願我們都能從她的故事中汲取勇氣，重新學會愛、聽與同行的語言。不是等到孩子成為「問題」，而是從他們還在身邊的此刻開始，給出真正的陪伴與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