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專家，而是牧師和同行者：為什麼我隨身攜帶納洛酮解毒包
我是莫雨晴，一位關心社區，並願意為社區中有需要的人提供心靈輔導的牧師。日前接受《星島日報》的訪問，談到了我為何總是隨身攜帶納洛酮（Narcan）解毒包。對我而言，這不僅是一個應急的醫療工具，更是一種象徵——象徵著同行、關愛與不離不棄的承諾。
我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藥物政策的專家。我所擁有的，只是一顆願意同行的心，一份願意在黑暗中守候的召命。作為一位牧師，我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帝的創造，都有尊嚴、價值和重來的可能。當我帶著納洛酮出門，不是因為我預測誰會倒下，而是因為我不願看到任何一個人因社會的冷漠與偏見而失去生機。
很多人問我：「你不是牧師嗎？你怎麼會參與這種公共衛生的事？」但我認為，信仰若只是留在講台與聖所，而不走入人群，那信仰就是空的。耶穌走入病人中間，走入稅吏與被排擠的人當中，他從不迴避人類的苦難。作為跟隨基督的僕人，我也願意走入那些邊緣、痛苦和掙扎之地。
我知道，在社區中還有很多人對於使用藥物者抱有成見，對「安全注射點」或「減害政策」持批評態度。他們的憂慮我理解，但我更希望我們能從「如何懲罰」的思維，轉向「如何挽救」。減害政策不是縱容，而是承認現實，是在人尚未準備好戒斷時，仍給予他們生存與改變的機會。就像耶穌沒有等人先悔改才醫治，而是先愛他們，然後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
我看到很多使用藥物者背後的故事——那些故事不是從快樂開始，而是從創傷、孤單、被忽略、被誤解開始。當我們只看見他們手中的針筒，而忽略他們心中的傷口，那我們也許就在無意間加深了那道裂痕。相反地，若我們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對話，或許就能幫助他們走出困局。
我也憂心，現時在列治文乃至整個卑詩省，政府的資源和政策重心過度偏向減害，而忽略了其他三大支柱：預防、執法與治療。我們需要有全面而平衡的策略，需要在學校重新推行有效的預防教育，也需要讓社會大眾透過媒體與公眾教育更認識藥物問題的本質和風險。我們也需要有更多關愛與支持，讓治療資源不再遙不可及。
而在減害方面，除了政府的政策與設施外，我們每個人也可以成為資源的一部分。納洛酮解毒包如今免費發放，不只限於專業人員使用。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生命的守門人。但前提是——我們需要學習如何使用它。我鼓勵大家參與基本的訓練課程，了解何時、如何、安全地施用納洛酮。因為當我們知道怎麼使用它時，我們手中的不只是解藥，更是一個人能繼續活著的機會。
我隨身帶著納洛酮，是因為我不願意冷眼旁觀。我也知道，它未必每次都能救回一條命，但它提醒我，無論在哪裡、在什麼身份之下，我始終是一位同行者，一位願意看見與傾聽的人。我不只是牧師，更是一個信仰實踐者，一個社區裡的一份子。
或許你會說：「我幫不了什麼，我不是專家。」但你能關心、你能聆聽、你能站在某人的身旁。你可以選擇不轉身離開，而是問一句：「你還好嗎？」那份同行的力量，有時比你想像的更能帶來希望。
願我們在這個複雜又破碎的世界中，不是選擇責怪和推卸，而是選擇一起承擔、一起走過。因為我們都可能是那個需要被救贖的人，也都可以是那位拿著解毒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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