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性

最近和太太一起看了一部催淚的電影，《水餃皇后》。 這部作品改編自真實人物臧健和的故事。1970年代末，她帶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從山東來到香港，卻被丈夫遺棄，只能獨自一人撫養孩子。她從洗碗、擦車等基層工作做起，憑著家傳的北方水餃手藝，在灣仔碼頭擺檔創業，最終建立起廣為人知的水餃品牌「灣仔碼頭」。這是一段關於母親、堅持與夢想的真實歷程。 整部電影寫實而感人，許多資深演員的參與，使劇中角色與情境更加立體與動人。片中充滿人情味，每一位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他們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但在臧健和一家最無助的時候，這些人卻成為她們的支持與依靠。他們是那些在現實中被稱為「好撒瑪利亞人」的人。 這個原本沒有合法身分的家庭，正是在這些陌生人的關懷與幫助下，才能在異地找到落腳之處，有機會重新站穩腳步，努力生活，追尋夢想。 這部電影讓我深深反思。如果我們的心還沒有被冷漠完全掩蓋，如果我們還願意去看見別人的處境與需要，那麼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那個「讓人有可能」的人。 也許我們無法改變整個社會，但只要我們看見，只要我們願意回應，我們就能讓某一個人的生命多一點希望與可能。 這是一部值得觀看與分享的電影。它讓我相信，人心尚未失落的地方，就是希望可以開花的地方。

當我們面對癌症這樣沉重的人生課題時，我們是否知道如何陪伴患者走過身心靈的低谷？《癌病中的盼望：怎樣幫助癌症患者》是美國牧者與院牧 Jann Aldredge-Clanton 的著作《Counseling People with Cancer》的中譯本，由基道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以深刻的牧靈關懷，結合實際臨床經驗，成為一本為癌症患者及其陪伴者提供靈性力量與盼望的指南。 一旦確診患上癌症，人一向以為自己百毒不侵、生命全在自己掌控之中的這些幻象就全然被粉碎。對這疾病的心理反應，往往包括了抑鬱、焦慮、憤怒、無助與哀傷。雖然每個人的情緒反應會因其性格、信仰、社會關係與生活背景而有所不同，但最常見的心理經驗，是一種由於「失去」而生的深層哀傷。人可能會感到自己失去了對生命的操控、對未來的預測、失去自主、失去工作與職責、失去體力與活力、失去親密關係、甚至失去身體的一部分、私隱與行動自由。這種失落有時甚至動搖了一個人對自我身份的認知與價值感。 在這樣的處境中，很多患者會發現自己很難感受到被愛。身體經歷各種治療所帶來的改變，常常令他們對自己的外貌和身體感到不喜歡甚至排斥。事業與家庭中的地位或角色若因病而動搖甚至喪失，更加深了對自我價值的否定。當一個人覺得自己不值得愛時，不但很難愛自己，也會懷疑別人是否能夠真正愛自己，甚至也會懷疑神是否還能愛他們。這是一個靈性與情感深處的呼喊，等待有人聆聽、理解與擁抱。 在這樣的情況下，輔導者的角色就顯得尤其重要。作者指出，輔導者可以把患者的想像力導向各種帶來醫治與盼望的聖像，幫助他們擴濶對神同在的經驗。透過重新想像神聖的臨在——不論是慈愛的母親形象、溫柔的牧者、與人同受苦難的耶穌、或其他具象的靈性象徵——病人可以在絕望之中重新發現神的臨近與擁抱。 書中提出一個重要的神學觀點：「盼望的神學」。作者指出，在面對癌症時，盼望不是建立在否認苦難或強行樂觀的態度上，而是來自重新詮釋我們的生命故事，與神那故事中充滿恩典與慈愛的記號相連。這份盼望，是在苦難中仍能經歷神的同在、愛與接納。她提醒我們，醫治是以多種形式和多個面貌出現的。它可能是身體上的康復，也可能是關係的修復、心靈的釋放，甚至是在死亡中與神和自己和解的安然。這樣的醫治，往往不是掌控的結果，而是放手的經歷——患者是去放手進入一種不一樣的醫治裡去，一種超越身體界線、帶來靈性整合與平安的轉化。 她強調，當人面臨生與死的終極問題時，那些論述神的言辭和意象，在他們的經驗中就富有更大的意義。病人對神的形象、對信仰的理解與經驗，會深深影響他們面對病痛的方式。因此，陪伴癌症患者不僅是身體上的照護、情感上的支持，更是一場靈性的同行。 作者鼓勵陪伴者深入傾聽病者的心聲，不急於安慰，不輕易給出宗教的標準答案，而是真誠地與他們一同承擔生命的故事，成為靈魂的同行者。 閱讀這本書，讓我深深省思：作為一位牧者或信仰群體的一員，我們是否願意走進癌症病人的生命世界，不是帶著答案，而是帶著一顆願意傾聽與陪伴的心？我們是否有勇氣承認自己的無力，卻仍然願意與人同行？ 這本書提醒我們：「陪伴」不只是出現在病床旁，更是願意在對方最脆弱、最恐懼的時刻，與他們一同尋找希望的光。 願我們的教會、我們的群體、我們的生命，都能成為一處處盼望的所在。

我是莫雨晴，一位關心社區，並願意為社區中有需要的人提供心靈輔導的牧師。日前接受《星島日報》的訪問，談到了我為何總是隨身攜帶納洛酮（Narcan）解毒包。對我而言，這不僅是一個應急的醫療工具，更是一種象徵——象徵著同行、關愛與不離不棄的承諾。 我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藥物政策的專家。我所擁有的，只是一顆願意同行的心，一份願意在黑暗中守候的召命。作為一位牧師，我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帝的創造，都有尊嚴、價值和重來的可能。當我帶著納洛酮出門，不是因為我預測誰會倒下，而是因為我不願看到任何一個人因社會的冷漠與偏見而失去生機。 很多人問我：「你不是牧師嗎？你怎麼會參與這種公共衛生的事？」但我認為，信仰若只是留在講台與聖所，而不走入人群，那信仰就是空的。耶穌走入病人中間，走入稅吏與被排擠的人當中，他從不迴避人類的苦難。作為跟隨基督的僕人，我也願意走入那些邊緣、痛苦和掙扎之地。 我知道，在社區中還有很多人對於使用藥物者抱有成見，對「安全注射點」或「減害政策」持批評態度。他們的憂慮我理解，但我更希望我們能從「如何懲罰」的思維，轉向「如何挽救」。減害政策不是縱容，而是承認現實，是在人尚未準備好戒斷時，仍給予他們生存與改變的機會。就像耶穌沒有等人先悔改才醫治，而是先愛他們，然後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 我看到很多使用藥物者背後的故事——那些故事不是從快樂開始，而是從創傷、孤單、被忽略、被誤解開始。當我們只看見他們手中的針筒，而忽略他們心中的傷口，那我們也許就在無意間加深了那道裂痕。相反地，若我們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對話，或許就能幫助他們走出困局。 我也憂心，現時在列治文乃至整個卑詩省，政府的資源和政策重心過度偏向減害，而忽略了其他三大支柱：預防、執法與治療。我們需要有全面而平衡的策略，需要在學校重新推行有效的預防教育，也需要讓社會大眾透過媒體與公眾教育更認識藥物問題的本質和風險。我們也需要有更多關愛與支持，讓治療資源不再遙不可及。 而在減害方面，除了政府的政策與設施外，我們每個人也可以成為資源的一部分。納洛酮解毒包如今免費發放，不只限於專業人員使用。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生命的守門人。但前提是——我們需要學習如何使用它。我鼓勵大家參與基本的訓練課程，了解何時、如何、安全地施用納洛酮。因為當我們知道怎麼使用它時，我們手中的不只是解藥，更是一個人能繼續活著的機會。 我隨身帶著納洛酮，是因為我不願意冷眼旁觀。我也知道，它未必每次都能救回一條命，但它提醒我，無論在哪裡、在什麼身份之下，我始終是一位同行者，一位願意看見與傾聽的人。我不只是牧師，更是一個信仰實踐者，一個社區裡的一份子。 或許你會說：「我幫不了什麼，我不是專家。」但你能關心、你能聆聽、你能站在某人的身旁。你可以選擇不轉身離開，而是問一句：「你還好嗎？」那份同行的力量，有時比你想像的更能帶來希望。 願我們在這個複雜又破碎的世界中，不是選擇責怪和推卸，而是選擇一起承擔、一起走過。因為我們都可能是那個需要被救贖的人，也都可以是那位拿著解毒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