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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的首要追求

事奉上帝的人首先要追求上帝與他同行。我們要回應上帝的呼召,按祂的計劃行事,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事奉;而在這基礎上,我們可以祈求上帝同行。當有上帝的同行時,我們就是在上帝眼前蒙恩。 在上帝眼前蒙恩不一定等於在世上事事成功;在上帝眼前蒙恩代表在艱難困苦的時候有上帝的同在。

在你來說,有上帝的同在又是否比一切的其它資源和方案策略更給你帶來信心,平安,盼望和力量呢?

其實有上帝的同在不也是我們的屬靈追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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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民主

    我從大陸來的,民主用以前我所學到的就是人民當家作主。 如果人民不能組織政黨,參選和被選;如果人民不能批評領袖和和政府;如果人民不能自由地選擇合意的人當政;那麽人民又怎能算是當家作主呢?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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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漂泊的人

    不丹著名的宗薩蔣楊欽哲仁波切在他的書《正見:佛陀的證悟》寫道,“若不是因爲他,至今我還不明了我是一個漂泊的人”。 宗薩蔣楊欽哲仁波切所寫的他當時是指佛陀. 我很喜歡這本書。 那是因爲這本書幫助我再次面對我的生命和靈魂。 許多的時候,我只是在逃避不去觸摸靈魂的痛處,孤單和漂泊,在人世間尋找可以給我的靈魂平安休息之處。 其實,我不是沒有家。 只是我往往迷失在回到天家的路上。 這本書讓我看清本相,難怪我深感漂泊,原來這裏並不是我的家。 我聽到天父微聲的呼喚。 我不再是一個漂泊的人了,我是一個有家可囘的人。 沿著主耶穌的道路,我可以回到家。 雖然我仍在路上,但我不感到漂泊了。 我願意讀這文的你,跟我一樣跟從主耶穌的脚步,走上那使我們不再漂泊的歸家路上。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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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否正在複製,曾經傷害過我們的邏輯?- 從「男盜女娼」到穆斯林標籤,一段需要被記住的集體反省

    最近在華人社區中,我愈來愈常聽到一些說法,讓人感到困惑,也值得深思。一方面,有人把穆斯林移民與恐怖主義、罪案掛鈎,彷彿「穆斯林」本身就代表危險與不安。另一方面,也有基督徒以宗教語言形容穆斯林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這些說法看似來自不同立場,卻有一個共通點:穆斯林很少被當作具體的人來看待,而只是被簡化成某種符號。 更耐人尋味的是,當議題轉向反對同性戀權益時,這些同樣的人卻會主動尋求與穆斯林合作,形成所謂「共同守護家庭價值」的陣線。原本被視為威脅、他者,甚至「迷失者」的穆斯林,忽然成了可以並肩作戰的盟友。宗教差異、文化衝突、甚至先前的恐懼敘事,在這一刻似乎都不再重要。 這種邏輯,其實讓人想起華人自己的歷史。當年在北美社會,華人曾被形容為「男盜女娼」,被描繪成骯髒、犯罪、道德敗壞的群體。理由並不複雜:因為在唐人街裡,確實有人涉足黑幫、賭博、妓院。但我們會因此就說整個華人社群都是男盜女娼嗎?我們會不會反問,這些現象背後,是否與排華政策、結構性貧窮、被迫集中居住的歷史處境有關?為什麼少數人的行為,最後卻被用來定義整個族群? 如果我們願意更誠實一點,也必須承認,在今天的加拿大,確實有不少華人涉足販毒、地下經濟,甚至成為毒品供應鏈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不舒服的事實,但它並不新鮮,也不只屬於某一個族群。然而,我們會不會因此就接受一種說法,把加拿大嚴重的濫藥危機歸咎於「華人文化」或「華人本質」?我們會不會容許媒體或政客說,因為有華人販毒,所以華人社群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 我們當然不會。因為我們清楚知道,濫藥問題從來不是某一個族群造成的,而是與需求、貧窮、創傷、心理健康、政策失誤、全球資本與黑市結構緊密交織在一起。個別華人參與其中,應該依法處理,但那並不能、也不應該,被用來標籤整個華人社群,更不能成為轉移制度責任的藉口。 最近發生在澳洲 Bondi Beach 的槍擊事件,也再次提醒我們,現實往往比標籤複雜得多。事後有報導指出,涉案的槍手是一對來自南亞背景的穆斯林父子。然而,在混亂與危險之中,挺身而出、試圖阻止他們、並因此受傷的,同樣是一位來自南亞背景的人。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足以拆解「某個族群等於暴力」的粗糙推論。 如果我們只選擇記住施暴者的身份,而刻意忽略同一社群中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去阻止暴力,那麼問題其實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我們選擇如何敘述。這種選擇性記憶與敘事,只會製造恐懼,卻無助於理解,也無助於公共安全。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今天有些華人,卻不自覺地用同一套邏輯去看待穆斯林。因為有極端分子,就把整個穆斯林社群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因為媒體報導個別罪案,就推論一整個信仰群體本質上具有危險性。當年我們為被一概而論而感到憤怒,為被去人化而努力爭取尊嚴,如今卻複製了同樣的敘事方式,這本身就值得深刻反省。 最近,當華人保守派討論聯邦政府有關仇恨言論的立法時,這種矛盾再次浮現。有人開始強調這些法例「有損宗教自由」,並把聖經與可蘭經、基督徒與穆斯林綁在一起,塑造成一個「所有宗教都正受威脅」的局面。這樣的說法表面上看似包容,實際上卻令人不安,因為這種結盟往往不是出於真正的跨宗教理解,而是策略性的動員。 這裡的關鍵問題不是宗教之間是否可以合作,而是合作的基礎是什麼。如果穆斯林只在「有用」的時候才被視為夥伴,在「無用」甚至「阻礙」時就被妖魔化或貶低,那這並不是尊重,而是工具化。這樣的態度,並沒有真正看見穆斯林作為鄰舍、作為公民、作為有內在多樣性的人。 同樣值得反思的,是「宗教自由」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宗教自由是否只是意味著可以繼續說自己想說的話,而不需要承擔任何社會後果?還是它同時也包括他人免於被去人化、被煽動仇恨、被系統性標籤的自由?當宗教自由只在保護自己時才被高舉,它的道德力量其實正在被削弱。 這些現象背後,或許反映的是一種更深層的焦慮:對社會快速轉變的恐懼,對失去文化或道德主導地位的恐懼,對「我們正在變成少數」的恐懼。當恐懼成為出發點,他者就很容易被簡化、被利用、被重新包裝,以服務某一個當下的政治或文化需要。 也許我們真正需要問的不是「穆斯林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在不同處境中,一貫地把他人當作有尊嚴的鄰舍,而不是策略上的資源」。如果我們不能誠實面對自己在公共論述中的矛盾,那麼再多的道德語言,也只會顯得空洞而失去說服力。 在一個多元社會裡,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合作本身,而是能否在不一致、甚至不舒服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基本的尊重與誠實。這或許才是我們今天最需要學習的功課。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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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亡者》的啟示:親情、文化與溝通的失語

    —從劉慧倫的真實故事,看華人移民家庭的代溝與親子關係 1989年,年僅18歲的華裔少女劉慧倫(Evelyn Lau)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逃亡者:一個街頭少年的日記》(Runaway: Diary of a Street Kid)。這本書震撼了整個加拿大文壇,也讓人們第一次從一位年輕亞裔女性的筆下,看到一段來自溫哥華街頭的黑暗旅程。 在這本書中,劉慧倫毫不保留地講述了自己14歲離家出走後的生活——流落街頭、吸毒、從事性工作、與成年男子的關係,以及內心的孤獨與掙扎。然而,這不僅是一段街頭少女的告白,更是一封寫給整個移民家庭的深刻控訴。 文化衝擊下的沉默戰場 劉慧倫的故事發生在1980年代,但其中所描繪的親子衝突、文化衝擊與價值落差,至今仍在許多華人移民家庭中重演。 作為第一代移民的父母,他們往往背負著原鄉的記憶與壓力。他們相信教育能翻轉命運,相信紀律能導向成功。他們移民到加拿大,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未來——但這個「更好」的定義,卻未必與孩子內心的渴望一致。 對在西方社會成長的孩子來說,成長不只是成就,更是尋找自我、探索自由與界線的歷程。他們學會表達感受、追尋夢想,也學會質疑權威。而當這些西方價值與傳統華人家庭文化碰撞時,往往引發強烈的衝突與誤解。 正如劉慧倫在書中所說:「她(母親)不懂我的文字,也不想懂我的世界。」這句話不只是個人的遺憾,而是無數移民家庭中青少年的心聲。 親子之間的隔閡與渴望 我們常說親子之間需要「溝通」,但在文化張力與情緒壓力下,溝通往往變成命令與對抗。父母用責備掩飾焦慮,用控制來表達關心;孩子則用沉默、反抗、甚至逃離來爭取空間。 尤其在青少年時期,孩子一方面仍渴望家庭的支持與歸屬,另一方面又強烈要求自主與被認同。他們常常在夾縫中掙扎——在學校是少數族裔,在家裡卻無法做自己。 如果父母無法理解這樣的掙扎,無法提供情感上的支持,那孩子便可能向外尋找歸屬——朋友、網路、戀人,甚至毒品與危險的環境。 如何走向健康的親子關係? 劉慧倫的故事雖然沉重,但也給我們重要的提醒與啟發。我們不必等到孩子離家出走、家庭撕裂,才學會重新建立關係。我們可以從今天開始,學習這幾件事: 1. 從「說教」走向「對話」 放下權威與控制,用心聽孩子說的每一句話。問他們的感受,而不是只談他們的表現。 2. 讓愛有語言 不只是「為他們好」,而是用語言說出來:「我愛你」、「我想了解你」、「你可以做你自己」。 3. 允許錯誤與探索 孩子需要一個可以跌倒的空間,一個即使選擇不同也仍被愛的家。 4. 父母也要學習與轉化 親職不是只靠經驗,更需要持續的學習與反思。每一位父母也需要處理自己的創傷與價值觀,才能真正放下投射在孩子身上的「理想」。 一封寫給我們的信 《逃亡者》不僅是一部日記體文學作品,更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家庭、文化、與溝通方式中的裂痕。這本書問我們一個問題:當孩子想「被看見」、想「做自己」的時候,我們是否準備好放下成見與恐懼,走進他們的世界? 多年過去,我們的社會進步了,但家庭裡的沉默與張力仍然存在。劉慧倫當年未被理解的文字,今天是否能成為我們學習理解的開始? 願我們都能從她的故事中汲取勇氣,重新學會愛、聽與同行的語言。不是等到孩子成為「問題」,而是從他們還在身邊的此刻開始,給出真正的陪伴與接納。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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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去過那裡?

    也許,你曾經有幸去過不同的地方,觀光,工作權,生活…但那些處離你最近的,你的心,你去過嗎? 你的心,近況如何? 好嗎? 被照顧和整理好嗎? 你的心累嗎? 朋友, 常常回到你的心。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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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詩省心理衛生照護的轉捩點:從Riverview醫院的關閉到溫哥華當前的危機

    Riverview醫院,最初被稱為「心靈醫院」(The Hospital for the Mind),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卑詩省心理衛生照護的重要據點。這所位於高貴林的醫院於1913年開幕,數十年來成為加拿大最大的精神科醫院之一。Riverview曾服務過成千上萬的患者,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提供治療和長期照護,在當時資源極為有限的年代發揮了關鍵作用。 然而,在20世紀後半葉,心理衛生照護的格局開始轉變。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態度逐漸改變,「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運動於全球興起,強調應將患者從大型、與社會隔離的醫療機構中帶回社區,融入社會、重拾尊嚴,並獲得更貼近生活的支援。專家和決策者越來越相信,與其讓患者在龐大封閉的機構內接受治療,不如讓他們在社區獲得個人化、整全的關懷,這樣更有助於復元和生活重建。 也正因如此,Riverview醫院的關閉成為大趨勢之下的產物。這是一個長期且漸進的過程。隨著政府資源和政策調整,醫院各病房陸續關閉,患者被分批轉往其他設施,直至2012年7月最後一批患者遷出,為卑詩省精神衛生照護史寫下新的一頁。 「去機構化」的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雖然「去機構化」的初衷是善意的,但現實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重大落差。許多患者在「被進入社區」後,並未獲得足夠的後續照護和社會支援。他們中有些人難以適應日常生活,無法獲得穩定的心理健康、醫療和社區服務,最終流落街頭,成為無家者。有些人甚至陷入吸毒、酗酒等行為,藉此逃避現實與情緒的痛苦。 更嚴重的是,許多病患的家屬也常常無力承擔長期照顧的重擔。有些家庭因經濟、情感或知識上的限制,根本無法給予足夠的支持,甚至在壓力下選擇放棄或遺棄病人。對精神病患者來說,失去家庭支援後,要在陌生且競爭激烈的社會中尋找生存空間和工作機會更是困難重重,不僅難以自立,還容易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這些現象說明,僅僅把人「送回社區」並不足夠,沒有完善的後續支援和資源分配,反而可能讓這些弱勢者面臨更大的孤立與風險。因此,Riverview的關閉雖然標誌著一個照護時代的結束,但同時也暴露了本省心理衛生體系的不足與社區支援的匱乏。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是公眾、政策制定者與服務機構討論的焦點之一。 與今日吸毒和無家可歸問題的連結 觀察當下的溫哥華地區,我們會發現無家者和吸毒問題愈發嚴峻,街頭流浪者人數屢創新高,與精神健康息息相關的藥物濫用、過量死亡事件層出不窮。事實上,今日溫哥華所面對的毒品危機與無家可歸問題,與過去去機構化政策的不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許多原本需要長期支持的精神病患者,在社區中缺乏持續照護,無法獨立生活,最終流落街頭。他們在無助之下,常常尋求藥物或酒精來麻醉自己,形成今日市區中毒品氾濫、無家可歸和公共衛生危機的結構性根源之一。 今天,溫哥華市中心東端(DTES)成為全國最集中的貧困和無家者聚集地,這不僅是一個城市的問題,也是社會照護與政策的警號。每一個倒在街頭、依靠毒品和臨時庇護所求生的人,背後都折射出我們系統的失靈和社會安全網的破洞。這些人並非「自願選擇」這樣的生活,而是被遺忘於政策邊緣,失去了本該屬於他們的基本支援與尊嚴。 新的篇章:紅魚身心健康與成癮治療中心的成立 醫院關閉後,省政府意識到心理衛生服務的需求不減反增。Riverview的歷史用地並未荒廢,2021年,「紅魚身心健康與成癮治療中心」(Red Fish Healing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在原址開幕。這所全新、設備先進的設施,致力於為有複雜心理健康及藥物使用問題的人士,提供整合、創傷知情的專業照護。這雖然是一項進步,但面對全省甚至全國範圍內的無家可歸和毒品危機,仍需更全面、更有系統的支援和預防策略。 反思與展望:共同為精神健康努力 Riverview醫院的故事,和今天溫哥華的危機,提醒我們:政策的善意必須配合完善的執行與資源分配,才能真正幫助有需要的人。家庭與社會都不能被忽視,否則患者的困境只會被轉移而非解決。無家可歸與吸毒問題,不只是社會治安或公共衛生的挑戰,更是我們共同的倫理責任。 同時,我也深深盼望社區和整個社會能夠更加重視精神健康,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發展。隨著生活壓力增加、家庭結構變遷、社交媒體帶來的新挑戰,愈來愈多青少年在情緒困擾、焦慮、抑鬱等方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需要的不僅是及時的心理健康服務,更需要一個接納與支持的環境,以及家庭、學校、社區之間的協作。 我們要勇敢面對現實,不再讓精神病患和青少年成為制度的犧牲品,更不能讓他們在困境中被社會邊緣化。唯有記取過去的經驗——無論成功還是不足——才能引導我們繼續前行,讓每一位有需要的人都能獲得尊嚴、關懷與希望,這才是社會真正的進步。 讓我們一起努力,為有需要的人發聲,為我們的城市和下一代打造一個更有愛、更健康、更有希望的未來。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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