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的信心比我的更大

生活中的困難誰都會遇到，不同的是如何回應困難。 我以爲Jack Kornfield 在“踏上心靈幽徑” （A Path With Heart) 這本書裏所指出的值得深思和推薦： “困難有兩種：一種顯然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這種情境需要慈悲的行動和直接的回應；但大部分問題是自己製造的，因爲想努力改變生命的原貌，或是過於陷入自己的觀點，而失去更廣大、更有智慧的視野。 我們常認爲困難是自身之外的環境造成的，但富蘭克林很瞭解這一點，他說：‘我們有限的視野、希望與害怕，成爲我們衡量生活的標準，環境不符合我們的想法時，就變成困難。’。。。困難發生時，我們就把挫折感投射到外在的事物上，例如下雨、孩子們，外在世界似乎是我們不舒服的來源。 我們以爲若能改變世界，就會得到快樂。 然而，我們并非通過搬石頭來找到快樂和覺醒，而是要轉化我們和它們的關係。。。西藏佛教傳統指導初學者必須修持的法門叫做’將困難帶入修行的道路’，包括有意識地將我們不想要的苦難、生活中的哀傷、内心和外在的掙扎，變成滋養耐心和慈悲心的養料，由此發展更大的自由和真實佛性。。。” 我們不能掌控外在的世界，卻能改變内在的世界（其實就是修行），並轉化我們對臨到我們生命的人事的理解和回應。 這樣的轉化和回應使我們對人生有更深刻真實的認知，也即是“更大的自由和真實佛性”。 如果實這樣，作爲牧師的我，也認同“人人皆有佛性”這句話。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宋代的邵雍在他的“天津感事二十六首”有這麼一句,“水流任急境常靜， 花落雖頻意義自閒”. 此句描述了那不被外界萬象牽動自己情緒的境界。 不為外物所動，一切從心出發，這就是自在。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鄧紹光在他的書“政治中的教會”裡寫道， “我們必須辨識清楚，我們在世上的生活，包括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參與，有沒有背叛耶穌基督，而不是教會與政府是否雙贏。教會只應考慮：是否忠於耶穌基督是一切的主”。 當我讀到這裡的時候，我不禁要為特別是在中港澳的教會禱告。 求主賜給他們只忠於祂的信心和力量。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我們華人在中秋慶祝團圓和豐盛，並對將來充滿盼望。 請不要忘記那些在遠方為了自由和人權而被捕被囚的人。也請別失去盼望。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近來忽然發現原來有許多在歐美的青年人很是關心世界、和平和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人們（在這次就是巴勒斯坦人）。 我為到他們的勇氣和正義感大為感動。 我當然盼望這些朋友也關注那些因自己的性別、性取向、宗教和政見而被迫害的人。 我盼望他們以同樣的關注度和熱情去反對和抗議那些極權、專制和封閉的政權：中共、俄普、伊朗、阿富汗塔利班、敘利亞。。。 我盼望非常積極參與這次抗議的同志朋友們也去抗議那些迫害同志的政權和國家。 我盼望阿拉伯朋友勸說他們的祖國去接受巴勒斯坦的難民。 我盼望信奉回教的朋友去抗議中共多年來迫害在大陸的回教徒（尤其是那些在中共稱為新疆的人）。 我覺得當這些朋友以同樣的熱情去關注那些受迫害和失去自由的人，公義和自由將會得到更多的彰顯。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在一次聚會裡，一位反錫安主義的猶太朋友向我傾訴。她因為批判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被一些親友指責為「反猶太」甚至「猶太叛徒」。 她的疲憊並不是來自辯論本身，而是來自被否定了身份。彷彿她的猶太性不再由她的歷史、信仰或文化決定，而是由她是否支持某一政府的政策決定。這樣的邏輯，其實並不罕見。 在華語世界，我聽過有人說：「你反侵，就是親共、左膠。」 在加拿大，也有人說：「與中國做生意，就是親共和反美。」 在性別教育議題上，有人說：「你支持 SOGI，就是鼓勵孩子變成 LGBTQ+，甚至是白左文化殖民華人。」 在減害政策上，有人說：「你支持安全注射屋，就是縱容吸毒；你支持支援房屋，就是引更多吸毒者來破壞治安。」 不同議題、不同語境，卻呈現同一種思維模式：把政策立場等同於道德立場，再等同於文化忠誠度，最後等同於身份本身。 身份政治化之後，異議就被視為威脅 在許多社群裡，某些政治立場逐漸被視為群體身份的核心。支持某個政策，就被視為忠誠；質疑或反對，就被視為否定整個群體。這種反應往往不是理性的推論，而是情緒、焦慮與歸屬感的混合。當政治立場被提升為身份象徵時，討論政策就不再只是討論政策，而變成了討論「你是誰」。因此，異議不再是意見不同，而被理解為背叛。公共對話也因此變得脆弱——因為任何不同意都可能被視為對群體的威脅。 為什麼人們會把複雜議題簡化成二元對立？ 這種「你不是 A，就是 B」的邏輯，通常來自幾種深層的心理與社會動力： 群體焦慮在感到威脅的社群裡，內部一致性被視為一種生存策略。異議者很容易被視為「內奸」。 道德化語言當某些議題被視為道德底線時，反對者往往會把支持者描繪成「敗壞文化」或「站在邪惡那邊」。 對複雜性的恐懼承認世界的複雜性會讓人感到不安，因此很多人寧願用簡單的善惡框架理解世界。 投射與防衛當有人質疑我們支持的政策時，我們會感到被挑戰，於是傾向把對方標籤為「站在敵人那邊」。 這些反應其實都很人性，但它們會讓公共對話變得貧乏而激烈。 錯誤等號的普遍性 在當代公共討論中，一種常見而危險的思維方式，就是不斷替不同的概念畫上「等號」。在許多議題上，人們習慣把本來不同的事情簡化為同一件事，彷彿只要你支持 A，就必然等於支持 B；如果你反對 B，就必然是在支持 A。這種思維不只存在於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議題，而是在不同社會與文化中反覆出現。 例如： 這些看似簡單的等號，其實扭曲了公共討論的本質。它們把政策辯論變成道德審判，把複雜的公共議題壓縮成陣營對立。於是，人們不再討論政策本身是否合理，而是在不斷判斷彼此是否「站在正確的一邊」。當錯誤等號主導討論時，公共對話很容易從理性分析滑向忠誠測試。問題不再是「這個政策是否有效」，而變成「你到底是哪一邊的人」。而當一個社會習慣用這樣的方式理解世界時，分歧就不再是討論的起點，而被視為威脅的證據。 移民社群中的文化焦慮 在移民社群中，這種邏輯尤其容易出現。移民往往同時面對兩種壓力：一方面要適應主流社會的價值；另一方面又擔心下一代失去文化根基。在這種張力之下，任何與主流價值相關的政策，都可能被解讀為文化威脅。 於是： 這些反應往往不是政策分析，而是文化焦慮的投射。 更成熟的公共對話：區分政策、文化與身份 如果我們願意把複雜性重新帶回討論，就會發現： 成熟的公共對話，需要這些基本的區分。 否則，所有議題最終都會變成同一個問題： 「你是我們的人，還是他們的人？」 當我們拒絕被二元框架綁架 我對那位猶太朋友說： 「你不是孤單的。你面對的不是你個人的問題，而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現象。」 當我們能這樣理解時，羞辱與指控就不再那麼有力量。 我們也會重新看見：異議不是背叛，而是成熟社會的必要條件。 在這個越來越極化的世界裡，也許我們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立場，而是更多能夠承受複雜性的心。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