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與救主，不可分割

在國際局勢動盪的今天，港人身處海外，常常面對一個難題：我們是否應該支持某個民族的立國訴求，即使他們的政府曾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背棄我們？例如，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曾公開支持中國的立場，而以色列則未有表態。如今，當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地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地位時，一些港人提醒彼此不要忘記那段歷史，甚至認為巴勒斯坦「不值得被承認」。 這種提醒，既是記憶的保留，也可能是情緒的防衛。它反映出一種深層的傷痕——當我們曾被忽視，看到對方遭遇挫折時，難免產生「你當初不幫我，現在是你應得的」的心理反應。這既是記仇，也是一種幸災樂禍。 但這樣的反應，是否真的能幫助我們活出我們所信的自由與公義？ 左派的真正精神：不是濫情，而是有原則的慈悲 「左派」常被批評為「大愛」虛假、不分青紅皂白。但我相信，真正的左不是盲目擁抱，而是實在地活出一種倫理勇氣——為受壓者發聲，即使他們並不完美，甚至曾做過不公義的事。 這種左派精神不是為自己得利，而是為他人得自由；不是因為立場一致，而是因為苦難值得被聆聽。它分得清是非，但仍選擇憐憫與同行。這樣的愛，是有骨氣的愛。 🧩 為什麼同志與跨性別社群會支持巴勒斯坦？ 這也是許多人不解的地方：巴勒斯坦社會中存在對LGBTQ+群體的迫害，為何同志組織仍選擇支持他們？ 我早前在這方面有所不解。 在跟好些LGBTQ+群體的年輕人的對話和反思後，關於同志與跨性別社群會支持巴勒斯坦的原因，以下是我的理解和得著。 這種支持不是對迫害的縱容，而是對苦難的回應。 港人的記憶與世界的苦難：如何拿捏？ 港人對自由與尊嚴的渴望是真誠的。我們記得誰在我們最困難時支持或背棄我們，這是我們的歷史。但如果我們的記憶只是用來劃清界線，它可能會變成自我封閉；如果它能成為理解他人苦難的橋樑，它就能轉化為更深的共鳴。 真正的左，不是選邊站，而是選擇站在人性的一邊。 結語：記得歷史，也記得憐憫 我們可以記得誰曾背棄我們，也可以選擇不讓苦難被忽視。我們可以堅持原則，也可以活出慈悲。這不是矛盾，而是成熟。 願我們的記憶不只是傷痕，也是光亮；願我們的立場不只是防衛，也是同行。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司傑恩在他的書”上帝的美麗：愛上耶穌認識的父神”中寫道： “就算我們能從片段聖經找到幾個‘賺取的觀點’，那也中不過拼凑出一小片罪惡感和恐懼；聖經故事中還有一個更大的宏觀，那是滿滿一大幅恩典與豐盛的畫面。 耶和華灣身成爲才剛墮落的亞當和夏娃縫製衣裳；神揀選了一群抱怨連連、不時去追求別神的流浪民族，并且從沒放棄過他們。 詩篇作者寫出神最真實的特性；祂不變的愛永遠長存。 ‘不變的愛’這個字的希伯來原文在詩篇中出現過一百四十七次，每一次都是用來描寫神的屬性。。。整本聖經的大概念就是一個個描述神不變之愛的故事，祂的愛在祂為這悖逆的世界道成肉身、受死、復活時上演至最高潮；因此，我們應以整本聖經作為解釋基礎，並以耶穌的眼光來看其中的每一段。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保羅每次引用希伯來舊約故事時，他都會用耶穌的觀點來詳加解釋。。。‘賺得恩典’這概念終究還是滲透到許多教會裏去了，你可以在許多講道臺上的大聲宣告中聽見。。。” 許多教徒在一方面不斷地指責律法主義的惡；但在另外一方又為了作“美好的見證”，他們以爲必須要站到“道德高地”上，并且不斷地“更努力”地要求他人和壓迫自己。 問題在於這並不是在見證神的恩典。 神恩典比我們的罪大，所以只要我們信，即使我們的罪再大，我們的罪也會因著神的恩和主的工而被赦免。 我們要作的見證並不是我們自己的努力和所站的“道德高地”，而是因著我們對神的開放和信心，神在我們生命中所彰顯的一切恩典和愛。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有时如孩子般的天真無知較容易讓人快樂, 但快並非來自無知. 你不必非知無知才快樂. 快樂是一种选择. 选择快樂並表示你排除了所有憂慮和麻煩. 快樂只是表示你了解一件事的好壞所有面向, 而且無論如何都选择快樂.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在柯樂維所寫的《簡單的富足》這一本書裡，他就談到了，在許多年前，他的爸爸拒絕了高薪工作而獻身服事上帝。 當年，他的父親每個月的薪水是非常的低。 當然，現在西方教會的牧者的薪水就大不一樣了。 作者從小就經歷並知道，他的父母幾乎一輩子都活在政府所謂的“貧窮水平”之下。 有一天晚上，作者在無意中聽到他的爸爸對他的媽媽說: “親愛的，家裡的錢足夠我們一生用的，只要我們活不過星期四就行了！ 但星期四過去了，日子一天天過去了，好多年也就這樣平安度過了。多少年來，作者的爸爸都是租房子住，汽車是老爺破車，沒有任何存款或投資，當然更沒有任何保障。 其實，作者本身也並不比爸爸富有，直到他的書出版並有理想的銷售量。 當作者因著收入增加之後，他和太太才有錢接作者的爸爸和媽媽來與他們同住。 在一封給作者的感謝信裡，他的爸爸分享說：“我們的夢想從來都不是好運或財富。我們夢想有好些年的忠心服事，上帝給了我們五十五個年頭。 我們夢想有幾個愛主的孩子，上帝一口氣給了我們五個。” 作者在他的書裡說：“我走遍世界各國，都沒找到比爸媽更富有的人。。。他們忠誠盡責的一生，服事上帝的一生，豐富滿足又洋溢盼望的一生”。 在作者回復我的電郵的時候，他分享說：“你生命是否富足並不是取決於你擁有甚麼，而是甚麼擁有你”。各位，到底是什麼正在擁有著你們呢？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Michael Ma 從保守黨轉投自由黨，引發了不少爭議與情緒反應。而這份張力本身，其實值得我們停下來細看。政黨轉換往往不只是個人的選擇，它常常反映出更深層的政治變化——包括政黨文化的轉向、意識形態邊界的收縮，以及一些人逐漸發現自己已不再被原來的政治陣營所容納。 在加拿大，政黨本來就是由不同立場與價值的人組成的廣泛聯盟，而非鐵板一塊的意識形態部落。有人會把這次轉換理解為一種良心的選擇，是對自身價值的重新對齊；也有人會認為這是政治算計，甚至機會主義。這些解讀都可能存在。但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政黨標籤本身，而是這個人的立場與行動，是否在時間中呈現出一致性與誠信。 同時，這樣的轉換也不可避免地引發另一個問題：被離開的政黨本身發生了什麼改變？政治的帳篷是否變得更窄了？語言、取態或內部文化是否已不再容許某些聲音存在？這些都不是針對個人的指控，而是民主社會中對政黨生態應有的公共檢視。 然而，若要誠實面對今次風波，我們不能忽略一個更早、也更關鍵的背景——候選人本身是如何產生的。 在 Markham–Unionville 選區，保守黨中央抽離了在該區經營多年的鄭敬基，並沒有進行正常的黨內提名大會，而是直接委任 Michael Ma 成為候選人。地方黨員與基層支持者，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沒有實質參與。這不是單純的策略安排，而是一個民主程序被繞過的問題。 若候選人並非透過開放、公平、由基層參與的機制產生，那麼當其後出現政治爭議時，把所有責任與道德壓力集中在個人身上，本身就是一種錯置焦點。 爭議並未止於討論。一份要求 Michael Ma 辭職的請願隨之出現。對於曾經支持他、並期待他代表保守黨立場的選民而言，失望甚至憤怒並不難理解。請願與抗議，本身也是民主制度中合法的表達方式。 但我們仍必須分清「問責」與「懲罰」之間的界線。辭職，應當是針對嚴重的道德失當、濫權或重大失信行為，而不是單純因為政黨轉換。政黨立場的改變，或許值得被質疑、被追問、被要求解釋，但它本身並不等同於道德上的錯誤。 這裡也有一段值得被認真回望的歷史對照。過往亦曾出現自由黨議員轉投保守黨的情況，而當時自由黨方面的反應，並沒有演變成大規模的道德譴責或要求辭職。相反，保守黨領袖甚至公開稱讚轉投者「有勇氣」，將之理解為良心抉擇，而非背叛。 這段歷史對照，令今次事件更值得反思。既然在過往，政黨轉換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政治判斷與價值選擇，那麼為何到了今天，當方向相反時，卻被視為不可饒恕的行為？如果原則會隨立場而改變，那麼被動搖的，其實不是個人，而是我們對民主與公平的理解。 如果每一次政治立場的轉移，都立即被要求下台，那麼公共政治將不再是一個容許反思與成長的空間，而是一個由恐懼主導的場域。民意代表可能因此被迫死守標籤，而非誠實面對自身立場的轉變，或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事選民。 更深層的民主問題在於：誰擁有判定一位民意代表去留的最終權力？在代議民主中，這個權力屬於選民，並且是在選舉中行使，而不是由一時情緒所推動的請願來決定。公共壓力可以、也應該要求解釋、透明與對話，但最終的裁決，仍然應該留給選票。 Michael Ma 確實欠公眾一個清楚的交代——為何作出這個決定？這是否與他一貫的價值一致？這樣的轉變，將如何影響他日後的公共角色與行動？透明，是在分歧中重建信任的橋樑；沉默，只會擴大裂痕。 或許，這正是一個提醒我們放慢腳步的時刻。與其急於問「他是否應該辭職」，不如先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希望建構一種怎樣的政治文化？是一種只在對自己有利時才高舉原則的文化，還是一種容許分歧、改變與問責，卻不急於清算的公共空間？ 在高度極化的時代，政黨轉換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它打破了政治身份必須固定不變的想像。然而，民主或許正是在這些不安之中提醒我們：政黨不應成為永久的身份，而只是公共服務的工具；真正需要被忠誠對待的，始終是人民，而不是標籤。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指鹿為馬，漢語成語，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這個典故説到秦二世時，趙高做了丞相，在朝廷裏為所欲為，陰謀篡奪皇位。趙高怕眾人不服，於是決定先來個下馬威。有一天上朝時，趙高命人牽着一隻鹿到朝堂上，對二世説：“臣昨日得了一匹好馬，特來獻給皇帝陛下”。 二世笑了，説：“丞相錯了，這是一隻鹿，頭上還長着角，怎麼説是馬呢？”  趙高回答：“這確實是一匹好馬，您若不信，不妨問問左右大臣，看他們怎麼説”。  大臣有一些向來對趙高阿諛奉承，連忙回答：“丞相沒説錯，這明明是一匹好馬”。 也有大臣堅持真理，就説：“這明明是一頭鹿，怎麼能説是馬。”  趙高從中摸了底。  散朝後，凡是説鹿的大臣都被強加上各種罪名趕出朝廷，有的甚至坐牢殺頭，而説是馬的大臣卻個個加官進爵了。從此朝廷百官懼怕趙高，再也不敢説真話了。 這個成語故事是用來比喻故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這個成語雖是出於秦朝，但厤朝厤代包括當今都大有指鹿為馬的人，禍國殃民。 趙高雖然可惡，但是那些附和的人一樣可惡。你呢，你屬於那類人呢？ 好在還有司馬遷把這段歷史典故下來。 好在這件事并不是發生在司馬遷所處的漢朝，否則他也不可以寫。  不過，漢朝比當今還進步，起碼不會說司馬遷映射當時的權貴而被禁。  當然司馬遷也最終因爲李陵事件和始終不屈服而遭遇宮刑。當今又有多少像司馬遷這樣堅持真理的文人呢？ 在當今這個歷史真相被扭曲的時代，但願多一些的司馬遷少些附和趙高的人。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