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社區“並“跨越文化”帶給我的

在亞洲社會中，性別認同仍是一個不容易被理解的議題。而《改變性別，是為了活出真實自我》這本書，正是一次勇敢的挑戰與深刻的反思。作者是來自日本的上川禮——日本第一位跨性別議員，她用自己的生命經驗，打破沉默，喚起社會對「被忽略的聲音」的關注。 「讓社會聽見弱勢的聲音……我們不能只看社會的表面，就以為瞭解這個社會。不是只有我們聽得到的聲音，才代表人民的聲音，有時候我們得懷疑自己的『常識』，才能真正明白人民的需求。」 這段文字不只是她的信仰，更是一種跨文化的行動號召。 🗾 從日本開始的社會改寫 在保守的日本社會裡，上川禮以女性身份參政，推動多項改革，從性別少數、聽障者，到外國居民與單親家庭，她用政策、文字與行動，使沉默的人群有了可以被聽見的空間。 她的故事是一種社會參與的典範，也是對「合理世界」的質疑：到底誰有權利定義什麼是正常？什麼才是需要被關注的人民需求？ 🌏 華語社會的共同課題 這樣的問題，在華語社會中同樣存在。不論是在中國、台灣、香港，或是在加拿大這樣多元開放的國家，華語社群內部仍受傳統文化影響甚深。性少數、移工、精神障礙者，甚至性別非典型的人們，都可能在語言與文化的壓力下無法自在表達自我。 尤其是在移民社區，原鄉文化被視為根，反而讓部分觀念更為保守。語言障礙、資訊落差、家庭壓力……都讓弱勢者的聲音更難穿透社群的厚牆。 🚪 不只性別議題，社會邊緣者的沉默也需被聽見 真正的「弱勢聲音」不僅來自性別認同者，還包括無家者、藥物成癮者、與精神心理健康困擾者。他們在社會中往往被視為「不理性」、「不正常」、「無法溝通」，但這些標籤正是社會拒絕理解的象徵。 上川禮的話在這裡格外振聾發聵——我們熟悉的「常識」，常常只是一種舒適的偏見。我們需要做的，不是重新定義他們，而是重新定義「我們如何聽見他們」。 ✨ 結語：我們為何需要這本書 📘 無論你身處何地，這本書都是一面鏡子，一把鑰匙，一句提問：你是否真正聽見了那些沉默的聲音？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Loren L. Townsend 所著的《妥善處理自殺個案》（Suicide: Pastoral Responses）是一部深具洞察力的著作，為教牧人員提供了在面對自殺議題時的神學視野與實務指引。這本書不僅是心理學與信仰的交匯點，更是一份對人性深刻的關懷與理解。 Townsend 強調，自殺不只是個人痛苦的極端表現，更是整個社群、家庭與信仰共同面對的挑戰。他提醒我們，牧者的角色不在於裁判，而是陪伴者——在絕望中臨在，在混亂中聆聽，在破碎中見證恩典。 危機評估與靈性介入 書中提出三個層次的自殺風險評估： 這些工具幫助牧者辨識危機的嚴重程度，並採取適切的介入方式。但 Townsend 更進一步指出，牧靈工作不只是危機處理，更是一種靈性的陪伴與療癒。牧者不只是提供心理支持，更是引導受苦者重新尋找生命的意義與神的臨在。 牧養性同在的四個階段 Townsend 的觀點與牧養性同在的四個階段相互呼應： 這四個階段構成了靈性陪伴的核心，使牧者的臨在成為療癒的空間。 信仰的內在化與靈性韌性 Townsend 指出，信仰若能內化為個人生命的一部分，便能在面對創傷與壓力時提供深層支撐。這種信仰不只是儀式或教義，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靈性實踐。當人願意將那些無法控制的事——如疾病、失落、創傷——交托給神，便能在不確定中找到穩定的根基。 宗教群體的功能也不再局限於教會建築，而是延伸至整個社交網絡，使信仰成為彼此互動的力量。教會不只是聚會的場所，更是彼此支援與陪伴的空間。 從放棄到重構：牧者的靈性角色 自殺往往標誌著一種對未來失去想像的痛苦，也反映出一種錯誤的信念：快樂應該是自然且輕易的。牧者的角色，就是在絕望中幫助人重新看見——夢想可以被重塑，快樂雖不易得，卻值得等待與追尋。 每一個自殺企圖的背後，都是多重壓力源的交織：情感創傷、經濟困境、身心疾病、社會孤立等。這不只是個人的崩潰，更是整個支持系統的失效。牧者的臨在與介入，正是在這樣的系統性斷裂中，成為靈性的修補者。 陪伴自殺遺族：悲傷中的靈性照顧 Townsend 對自殺遺族的牧靈照顧也給予高度重視。他指出，自殺所帶來的創傷不僅影響個人，更深深撼動整個社群的情感與信仰。牧者在此時的角色，是成為悲傷者的同行者，以同理心與靈性支持，幫助他們走過失落與困惑。 最終的靈性邀請：四個問題的反思 在面對自殺與創傷的牧養旅程中，我們最終都要回到這四個靈性問題，作為信仰與復原的起點：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貝内爾（David G. Benner）在他的書 “我的心向神開放：聖言誦禱與禱告人生” （Lectio Divina and Life as Prayer）裏指出祈禱就是向神開放。 他更進一步指出： “向神開放要求有一份信任。。。信心太多時候被約化為信念。 但在認知上同意某些命題，跟真正的信心沾不上邊。 真正的信心，是心的姿態甚於思維的姿態。 人對神的信心緊貼人對神的信任。 信心的反面是不信任，而非不相信。 信心是信任神的美善。 令我們能夠以開放的心迎向神的，正是這一點，也唯獨是這一點。 祈禱必須以信心為起點。” 聖言誦禱（Lectio Divina）是一能夠幫助我們以向神開放的心去讀經的屬靈操練。 我在不久的將來會開一個小組與人一起用這一屬靈操練去思想不同的神的話語。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最近在華人社區中，我愈來愈常聽到一些說法，讓人感到困惑，也值得深思。一方面，有人把穆斯林移民與恐怖主義、罪案掛鈎，彷彿「穆斯林」本身就代表危險與不安。另一方面，也有基督徒以宗教語言形容穆斯林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這些說法看似來自不同立場，卻有一個共通點：穆斯林很少被當作具體的人來看待，而只是被簡化成某種符號。 更耐人尋味的是，當議題轉向反對同性戀權益時，這些同樣的人卻會主動尋求與穆斯林合作，形成所謂「共同守護家庭價值」的陣線。原本被視為威脅、他者，甚至「迷失者」的穆斯林，忽然成了可以並肩作戰的盟友。宗教差異、文化衝突、甚至先前的恐懼敘事，在這一刻似乎都不再重要。 這種邏輯，其實讓人想起華人自己的歷史。當年在北美社會，華人曾被形容為「男盜女娼」，被描繪成骯髒、犯罪、道德敗壞的群體。理由並不複雜：因為在唐人街裡，確實有人涉足黑幫、賭博、妓院。但我們會因此就說整個華人社群都是男盜女娼嗎？我們會不會反問，這些現象背後，是否與排華政策、結構性貧窮、被迫集中居住的歷史處境有關？為什麼少數人的行為，最後卻被用來定義整個族群？ 如果我們願意更誠實一點，也必須承認，在今天的加拿大，確實有不少華人涉足販毒、地下經濟，甚至成為毒品供應鏈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不舒服的事實，但它並不新鮮，也不只屬於某一個族群。然而，我們會不會因此就接受一種說法，把加拿大嚴重的濫藥危機歸咎於「華人文化」或「華人本質」？我們會不會容許媒體或政客說，因為有華人販毒，所以華人社群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 我們當然不會。因為我們清楚知道，濫藥問題從來不是某一個族群造成的，而是與需求、貧窮、創傷、心理健康、政策失誤、全球資本與黑市結構緊密交織在一起。個別華人參與其中，應該依法處理，但那並不能、也不應該，被用來標籤整個華人社群，更不能成為轉移制度責任的藉口。 最近發生在澳洲 Bondi Beach 的槍擊事件，也再次提醒我們，現實往往比標籤複雜得多。事後有報導指出，涉案的槍手是一對來自南亞背景的穆斯林父子。然而，在混亂與危險之中，挺身而出、試圖阻止他們、並因此受傷的，同樣是一位來自南亞背景的人。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足以拆解「某個族群等於暴力」的粗糙推論。 如果我們只選擇記住施暴者的身份，而刻意忽略同一社群中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去阻止暴力，那麼問題其實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我們選擇如何敘述。這種選擇性記憶與敘事，只會製造恐懼，卻無助於理解，也無助於公共安全。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今天有些華人，卻不自覺地用同一套邏輯去看待穆斯林。因為有極端分子，就把整個穆斯林社群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因為媒體報導個別罪案，就推論一整個信仰群體本質上具有危險性。當年我們為被一概而論而感到憤怒，為被去人化而努力爭取尊嚴，如今卻複製了同樣的敘事方式，這本身就值得深刻反省。 最近，當華人保守派討論聯邦政府有關仇恨言論的立法時，這種矛盾再次浮現。有人開始強調這些法例「有損宗教自由」，並把聖經與可蘭經、基督徒與穆斯林綁在一起，塑造成一個「所有宗教都正受威脅」的局面。這樣的說法表面上看似包容，實際上卻令人不安，因為這種結盟往往不是出於真正的跨宗教理解，而是策略性的動員。 這裡的關鍵問題不是宗教之間是否可以合作，而是合作的基礎是什麼。如果穆斯林只在「有用」的時候才被視為夥伴，在「無用」甚至「阻礙」時就被妖魔化或貶低，那這並不是尊重，而是工具化。這樣的態度，並沒有真正看見穆斯林作為鄰舍、作為公民、作為有內在多樣性的人。 同樣值得反思的，是「宗教自由」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宗教自由是否只是意味著可以繼續說自己想說的話，而不需要承擔任何社會後果？還是它同時也包括他人免於被去人化、被煽動仇恨、被系統性標籤的自由？當宗教自由只在保護自己時才被高舉，它的道德力量其實正在被削弱。 這些現象背後，或許反映的是一種更深層的焦慮：對社會快速轉變的恐懼，對失去文化或道德主導地位的恐懼，對「我們正在變成少數」的恐懼。當恐懼成為出發點，他者就很容易被簡化、被利用、被重新包裝，以服務某一個當下的政治或文化需要。 也許我們真正需要問的不是「穆斯林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在不同處境中，一貫地把他人當作有尊嚴的鄰舍，而不是策略上的資源」。如果我們不能誠實面對自己在公共論述中的矛盾，那麼再多的道德語言，也只會顯得空洞而失去說服力。 在一個多元社會裡，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合作本身，而是能否在不一致、甚至不舒服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基本的尊重與誠實。這或許才是我們今天最需要學習的功課。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最近有看過抗日電影 ”八百“和 “捍衛者”發現原來這些年的抗日影劇竟然有如此的改變。 儅我還小的時候，無論是影劇、書本和課堂上都是這樣地告訴我們，國軍不抗戰，投日和襲擊共軍（唯有共軍是帶領中國人民抗戰的中流砥柱）。 後來，又改變成爲部分國軍也有抗日的，只是領導無方和無能。 再後來，有改成爲有些國軍跟共軍一起英勇抗日，不少因爲看不慣上層的腐敗而頭投共的。 最近，這幾年有了數部（另外一把我喜歡的是 – 喋血孤城）電影只描述和集中在國軍抗日的英勇和艱難。 我在想這樣的改變是什麽道理呢？ 是以前教錯我們了嗎（但從未承認過，我和許許多多被教錯和矇騙的人需要一個交代），還是這又是 ”統戰”呢？ 歷史和真實又是否可以被政權因要政治統戰而被任意修改的呢？ 我相信公義仍存，終有一天會還給歷史一個公道的。 我更相信永存的上帝一定會使公義得以彰顯。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