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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到底要看到他的一些什麽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一位年轻军人在美国某一座图书馆内,无意中被一本书所吸引。 他不是被书的内容所吸引,而是被用铅笔写在旁边的批注所吸引。 在那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是深思的灵魂和冷静洞察的头脑.

在书的前页,他发现这本书以前的主人名字,而且他还花了不少的时间和工夫,找到她的地址。 原来这是一位住在约纽的女士。 这位年轻军人真是好想認識這位女士。 于是,这位年轻军人就写信给她,介绍自己,并请她回信。

信寄出去的隔天,他就被调去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接下来的一年又一个月,两人透过书信加深彼此的认识。 但是他们彼此未曾见面,女方也拒绝给照片,因为她认为若这位年轻军人喜欢她,就不要在乎她的外貌.

直到有一天, 他们終於安排了第一次见面 – 是黃昏七时正,在纽约车站,记号是女方胸前有一朵玫瑰。 好早,这位年轻人就到了車站。約會的时间愈近,这位年轻人的心就跳得愈快,不知道这位心仪已久的小姐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她到底有幾歲呢? 长得又如何?  她容易相處嗎?

这时,正前方有一位身材修长和樣子甜美的小姐走来,他巴不得就是这位,只可惜她身上没有玫瑰。当这位小姐走过去后,跟在她后面的是一位头发已花白,满脸皱纹,身体矮胖, 胸前别着一朵玫瑰的妇人。

“难道这就是那位心仪已久的女士吗?”  这位年轻人心里一阵的挣扎,然后向这位女士走去,很有礼貌行过礼,把作为记号的那本书拿出来,並且介绍自己说: “很高兴我们能见面,我能请妳吃晚饭吗?”

这位妇人面带笑容,对他说:“年轻人,我真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刚才走在我前面的那位小姐求我在胸前别上这朵玫瑰,她说假如你邀请我去吃晚饭,她就在对面的餐厅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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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的好壞與政治正確無必然聯繫:以加拿大聯邦政治為例

    隨著加拿大聯邦大選的臨近,「政治正確」再度成為公共討論的熱點。一些人將某些政策的成敗直接歸咎於政治正確,特別是在批評被視為左派或「左膠」的政黨時,這樣的聲音更為突出。然而,這種將政策成效與政治正確掛鉤的觀點並不準確。政策的好壞取決於其設計是否合理、執行是否有效,而非其是否符合政治正確的價值觀。讓我們以幾個加拿大聯邦政治中的例子,來探討政策的成敗如何實際上與政治正確無直接關聯。 首先,以自由黨政府推行的住房政策為例。「首次購房者激勵計劃」(First-Time Home Buyer Incentive)旨在幫助年輕人和首次購房者應對不斷上升的房價,體現了政治正確提倡的公平理念。然而,該政策在溫哥華、多倫多等高房價城市的效果有限,因為計劃中提供的資助比例無法實質性緩解購房壓力。這表明,問題並不在於該政策是否符合政治正確的價值,而是其未能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的房價差異以及市場需求。政策失敗的根源在於執行細節,而非其理念是否出自政治正確。 其次,移民政策是另一個常被討論的領域。加拿大政府在多元文化的框架下,制定了每年接納超過50萬名新移民的計劃,這反映了政治正確中對多樣性與包容的重視。然而,這項政策也面臨資源分配不足的挑戰,例如在住房、醫療和教育等基礎設施上的壓力。一些批評者將這些問題歸咎於過度的政治正確,但事實上,政策的核心挑戰在於如何平衡經濟需求與公共資源的承載力。如果能在政策執行中更好地分配資源,這些問題是可以緩解的,與政治正確並無直接關聯。 再者,自由黨推行的碳稅政策也能說明政策與政治正確之間的微妙關係。該政策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目標,契合了政治正確中對環境責任的關注。然而,碳稅的實施在一些地區遭到反對,尤其是在能源依賴型的農村和小城市,因為這些地區的替代能源選項有限,導致經濟壓力增大。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於碳稅理念本身,而在於政策設計未充分考慮到區域差異和過渡成本。因此,批評碳稅失敗是因為政治正確的指導,忽略了政策實施中的實際挑戰。 以上這些例子表明,政策的成敗與政治正確本身無必然聯繫。一些政策可能受到政治正確價值觀的啟發,例如提倡公平、包容和多樣性,但政策能否成功取決於是否合理設計和有效執行。將政策的失敗簡單歸咎於政治正確,既是對政策問題的簡化,也可能掩蓋真正需要改進的地方。 在即將到來的聯邦大選中,選民應該以理性的態度評價各黨派的政策,關注政策是否切實可行,是否能有效解決社會問題,而非被「政治正確」或「反政治正確」的標籤所左右。政策的成功與否,關鍵在於其是否平衡了社會需求、經濟現實與公平正義,而不是單純來自於理念的導向。當我們以事實和數據為基礎評估政策時,我們才能作出更明智的選擇,推動加拿大社會在公平與和諧中不斷進步。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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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對 Marian Budde 主教的批評:信仰、社會公義與對話的重要性

    背景與處境 2025年1月21日,Marian Budde 主教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舉行的跨宗教祈禱服務中,呼籲新任總統展現對弱勢群體的憐憫和同情。她的講道中特別提到 LGBTQ+ 社群、移民以及難民等邊緣化人群,並引用《聖經》的教導,強調愛與公義的核心價值。 這次講道引發了廣泛的關注,但也引來了一些批評,特別來自於部分持保守立場的基督徒。他們認為,Budde 主教的言行過於迎合世俗文化,並質疑女性是否應擔任教會領袖角色。部分批評甚至帶有情緒化和人身攻擊的性質,例如指責她為「獻世神棍」。此外,不少批評者將攻擊擴大至整個聖公會,指責該宗派偏離了《聖經》的核心教義,過於妥協於現代社會價值觀。 在社交媒體和公共論壇上,一些華人政論人和牧師也加入了這場爭論。他們指責聖公會「世俗化」,甚至稱其為「不是真門徒的教會」。更有言辭激烈者形容 Budde 主教為「敵基督」,批評她以神的名說話是褻瀆神,並認為「女人根本就不能站在講台上」。 主教的回應 面對這些批評,Marian Budde 主教在接受採訪時曾說道: 「我以上帝的名義懇求,不是為了彰顯我的權柄,而是因為我相信基督教的核心價值——愛人如己。我們的責任是關懷那些受壓迫、被排斥的人,無論他們的性別、性取向或背景如何。這並非僭越上帝,而是活出祂的教導。」 她進一步強調:「如果我們的講道不能讓世界變得更有憐憫、更像上帝的國度,那我們是否真正忠於福音?」 常見指控與回應 1. 「世俗化」的指控 批評者認為聖公會和 Budde 主教的言行迎合了現代社會的價值觀,特別是對 LGBTQ+ 權益和女性領導的支持,偏離了「傳統信仰」。 2. 「女人不能站在臺上」的觀點 一些人引用《提摩太前書》2:12,「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她總要安靜」,來反對女性擔任教會領導角色。 3. 「以神的名說話是褻瀆神」的指控 批評者可能認為 Budde 主教代表上帝發言,是僭越了屬神的權柄。 4. 對聖公會的批評與其回應 不少批評者不僅針對 Budde 主教個人,還將攻擊擴展至整個聖公會,認為這個宗派過於妥協於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偏離了福音的核心。例如,有人指責聖公會在 LGBTQ+ 權益、種族正義和女性服事等議題上的立場,是對《聖經》教義的「背叛」。 5. 偶像崇拜與批評的動機 對 Budde 主教及聖公會的某些批評,更多反映了批評者對其偶像或特定政治立場的忠誠,而非對其神學立場的實質性討論。當批評者將她的懇求解讀為挑戰或冒犯時,他們實際上是在防禦自己的價值觀。 6. 建設性的對話與回應 對於這些批評,基督徒可以採取以下行動: 總結 Marian Budde 主教的事工展示了信仰如何回應現代社會的挑戰。無論是對女性角色、LGBTQ+ 權益還是社會公義的支持,她的行動都源於對福音核心價值的忠誠。聖公會同樣通過其多樣性和包容性,見證了信仰的力量。作為基督徒,我們應以愛和對話的精神,回應這些爭議,並在多樣性中見證基督的真理與憐憫。 Discove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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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溝通中思想的速度和説話的速度

    作爲牧者和輔導者(當然還包括了許多不同的角色和身份),我時常要與不同的人溝通。 在當中我越來越感受和認同李兆康和區祥江這兩位作者在他們所合著的書《情緒有益》裏所說的: “聆聽是重要的溝通技巧,卻沒有多少人肯承認自己不懂得聆聽。 其實聆聽真的是很難掌握的,當中部分原因來自客觀的困難:原來我們的思想速度比說話速度快七倍。 所以,當別人説話的時候,我們若不好好約束自己的思想,就很容易只顧思考如何回應、反駁對方的説話,和指出對方説話中的破綻,而沒有全心全意地聆聽”。 操練聆聽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去面談。 在如今這個世代,人與人之間越來越多的不是面對面和談了。 如果可以,朋友,還是見面,花點時間彼此地去聽。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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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客的“解放的悲劇”

    馮客 (Frank Dikötte),荷蘭歷史學者,中國歷史學家,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教授中國近代史,以大量的史料和研究寫的“解放的悲劇”寫出了中國大陸在1947至1957年間的人與事。 他 大多數所寫的,是我在國内念中小學沒有學過的,新華書店的書沒有提的,但我的父親和奶奶説過好多次,在小時候我是拒絕相信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所作所爲。 我向你推薦此書。 歷史并沒有過去,悲劇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到現在。 但願國人可以睡醒,悲劇就會停止。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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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 C-9 法案:對抗仇恨,法律之外我們還需要什麼?

    加拿大聯邦政府近日提出 C-9 法案,旨在更新與仇恨相關的刑事法律,加強對仇恨動機行為的處理,並為弱勢群體提供更清楚的法律保障。這項法案回應了近年社會中對仇恨、恐嚇與排斥現象的真實憂慮。 在一個多元族群並存的社會裡,沒有人應該因為自己的族裔、宗教、性別認同或身分背景,而對公共空間、社區活動或敬拜場所感到恐懼。從這個角度來看,C-9 法案試圖為「安全與尊嚴」劃出更清楚的底線,其立意值得肯定。然而,公共政策除了要問「是否必要」,也必須同時追問:這樣的法律是否足夠精準?是否真正回應問題的根源?又是否可能帶來未被充分討論的影響? 仇恨是真實的,但仇恨的根源不只是法律問題 仇恨確實會傷害人。它不只是情緒,更會轉化為暴力、排斥與制度性的歧視。法律在這裡扮演重要角色——界定界線、提供保護,並清楚表達社會不可接受的行為底線。 然而,仇恨很少單純源於法律不足。它往往滋生於恐懼、孤立、誤解、社會斷裂,以及長期被忽視的失落感。若只依賴刑事工具來回應仇恨,卻忽略這些社會條件與人際關係的裂痕,法律往往只能處理結果,而難以觸及成因。因此,任何以「對抗仇恨」為目標的公共政策,都必須與教育、社區建設、社會支持與跨文化對話並行。 歷史的提醒:當「正義」變成不容質疑 在討論仇恨與法律時,我們也需要誠實面對一個沉重的歷史經驗:當某一種立場被視為「絕對正確」或「不可質疑」,它本身也可能成為壓迫的起點。 在基督教歷史中,「以神之名」或聲稱「聽到聖靈感動」,曾被用來辯護許多今天看來令人痛心的行為。從十字軍東征、異端審判,到殖民主義與種族壓迫,宗教語言曾與權力結合,合理化戰爭、掠奪與排除。這並不是否定信仰本身,而是提醒我們:問題往往不只在於仇恨是否存在,也在於權力如何被使用。 當主觀感受缺乏制衡,傷害往往以正義之名出現 無論在宗教、政治或公共論述中,人都很容易把自己的恐懼、偏見或既得利益「神聖化」或「道德化」。歷史上,教會曾以神之名支持奴隸制度與各種不平等;今天回望,我們清楚知道,那更多反映的是當時的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而非真正的公義。 這正是公共政策必須警惕的地方:當某種「正確立場」不再容許被檢視,制度就可能偏離原本保護人的初衷。 那麼,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如何被保障? 這是圍繞 C-9 法案的核心問題之一。在自由民主社會中,一個重要原則是:法律應規管具體行為與可證明的公共傷害,而不是個人的信念本身。 宗教自由的核心,不在於某種信仰是否被所有人認同,而在於人們是否能夠在不使用暴力、不煽動傷害的情況下,持守並表達自己的信念。因此,保障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第一道防線,是確保法律針對的是明確的恐嚇、暴力、阻撓與煽動行為,以及可被司法檢驗的公共傷害,而不是單純令人不舒服、具爭議性或不被認同的觀點。 精準的法律,是自由的保障 保障自由,並不意味著沒有法律,而是需要界線清楚、定義狹窄、門檻嚴謹的法律。模糊的條文,往往不是保護弱勢,而是把過大的詮釋權力交到執法者或政治氣候手中,反而可能傷害少數群體,包括宗教少數與邊緣社群。 因此,任何反仇恨立法,都必須經得起檢視:定義是否清楚?標準是否一致?是否仍然保留合理的異議與公共討論空間? 程序正義,是宗教與言論自由的安全網 即使法律立意良善,程序正義仍然不可或缺。清楚的起訴標準、證據要求、司法獨立與上訴機制,並不是拖慢正義,而是防止正義被濫用。 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從來不是「不被冒犯的權利」,而是在高度爭議中,仍能被公平對待、被審慎裁決的權利。這種制度上的克制,正是一個社會成熟度的體現。 法律之外,公共政策更深的責任 如果我們真心希望仇恨減少,公共政策也必須同時投資在法律之外的層面:修復社區中的關係、加強對多元與歷史不公的教育、支援那些感到被邊緣化與被忽視的人,並為對話而非對立創造公共空間。 許多城市的經驗顯示,當人們感到被看見、被尊重、被納入,仇恨的吸引力就會下降。這些成果,往往來自長期、細緻而不顯眼的社會工作,而非單靠刑事條文。 結語:我們希望成為怎樣的社會? C-9 法案值得被嚴肅討論,也值得被審慎修正。但比支持或反對某一條法案更重要的,是持續追問:我們希望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又如何在對抗仇恨的同時,也守護自由? 法律可以劃線,但社會如何跨線同行,才是真正的考驗。如果這場關於 C-9 的討論,能促使我們不只談刑責,也重新思考權力、關係與責任,那麼這場討論本身,就已經具有公共價值。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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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懼“失去自我”的靈性

    恐懼“失去自我”的靈性 澳洲的克莉絲汀·伯頓(Christine Bryden)在她四十六那年被診斷患上癡呆症後從患者的角度來寫了的其中一本名爲“與癡呆症共舞” (Dancing with Dementia的書。 我在另外一貼文裏已經談論此書的主要内容。  在這裏,我要想特意提出的是,此書有一章書去談論不單止是患了癡呆症的人更是每一個人所要面對的靈性上的身份危機,對失去自我和存在的恐懼。 在書裏,作者分享道,“在診斷後,我們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我們是誰,以及將來會變成誰。  我們面對身份危機。 我們害怕將來,害怕衰退,害怕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死去。  我們不再能夠以我們的工作,我們對社會的貢獻界定自己,而是被迫接受有病的人這個新身份 – 不再得到社會珍惜,不能夠再有任何貢獻,得到別人需要。  突然間我們變成‘非人’。。。我們面對不再存在這種可怕的恐懼。 我們面對的不單是肉身的死亡,也是情感和心理漸漸死去。。。有認知的外在自我,那就是我們工作或在家裏表現出來的自我 – 那面具。  組織,計劃。。。購物,煮食,所有複雜活動構成我們以爲自己是誰。  我們給自己的標簽 – 姓名,工作。。。關於自己過去的記憶。。。將來的觀念。  我嫩傳遞這一切,作爲定義我們外在面具的一部分。  我們見面時說:‘你叫甚麽名字? 你住在哪裏? 你做甚麽?’,尋求的是對我們面具的描述。。。但在下面還有另一層,那是情感的層面。  這層面決定我們怎樣和別人交往。  這是我和。。。相處,或者朋友及家人説話時使用的面具。  而那就是我怎樣流露自己的感受。  這情感的層面在我們癡呆症的旅途中變得愈來愈混亂。。。在這愈來愈混亂的情感層面底下是真我。。。但它仍然保持完整。。。。我學懂信任神,在帶著信心走每一步時,懷著驚嘆看祂將我生命在我面前展現。。。我明白我正失去甚麽,以及甚麽會永遠保留。。。現在我更多地顯露内在的人。  這個人在以前也存在,但卻被實現的認知和受控制的情感這些面具遮蓋。。。我是誰是由我的霛界定的。 在生命中,認知和情感可能改變,但我們的霛是我們的本質,在神的掌握中。 在我們仍在母親的子宮裏時,我們的靈已經為神所認識,在我們變成塵土後很久,那霛仍然會為神所認識。。。”。 這本書尤其是這一章給了豐富的屬靈喂養,反思和消化作者所寫的對我來説是一個靈性得提升和轉化的旅程。 作者為指出了我的恐懼和那些遮蓋了我的靈性真我的面具,也叫我再次仰望和倚靠神。 Discover more from Fr. Bill Mok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 Type your email…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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